卡尔、鲍勃·迪伦和我（第2/6页）

卡尔是我的发小，从上学起我们就认识。我们一起听鲍勃·迪伦，一起搭车去听卢·里德的音乐会，一起在示威游行中挨打，而且也是在一起第一次吸了大麻烟卷。当我在大学第四个学期觉得必须得结婚时——无论如何那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必须得结婚，当时就是那样——卡尔成了我的证婚人，尽管他讨厌我丈夫。“有点文化的小白脸。”卡尔瞧不起地说，而且认为我们过不了两年就得散。然而让卡尔吃惊的是，那个小白脸竟如此之快地让我怀上了他的孩子。卡尔理所当然就成了汤姆的教父。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卡尔总是能猜出我在想什么，他问：“怎么样？咱们的汤姆现在干什么呢？”

“他呀，”我说，“一直那么乖，打网球，喝软可乐，将来不是当警察就是去青年联盟或类似的什么地方工作，这孩子只会带给咱们欢乐。”

“说什么呢，”卡尔反驳道，他特别喜欢汤姆，“别这么说他，别不公正。你得庆幸，汤姆不吸毒，功课又好。你知道，这在今天就是个奇迹了，不是吗？这你不是心知肚明吗？”

“对，我明白。”我说，“这些我当然明白，我也庆幸。可是他也太无聊了，卡尔，他对网球世界杯的前三十名了如指掌，还能不打磕巴地背出各国总理的名字。你应该去看看他的房间——你非得恶心不成，收拾整齐得让人作呕，真让人受不了。”

卡尔点着头。“和他爸爸一样！”他说，“那个迂腐死板的家伙，你还记得吗，他把自己有关研讨班论文的所有想法都记在卡片上，而且还按字母顺序排列。”

“还问我记不记得？”我反问道。“我和他一起过了七年唉。”

“后来你又听到过他的消息吗？”卡尔问。我摇了摇头，“没有，很长时间没联系了。我猜他是和伊凡·伊里奇[46]在库埃纳瓦卡，教授什么另类医学或类似的什么。”

“小白脸，”卡尔满意了，“无聊的家伙。你得庆幸摆脱了他。汤姆是个好小伙子，他不会那么市侩。咱们俩多少总会影响他一点儿的。”

我们不由得开怀大笑，并频频碰杯。

“你知道吗，”他说，“我觉得关于玛琳娜离我而去这件事，现在我已经不那么在乎了。”

我想打断他的话，可他抬起了一只手。“等会儿，”他说，“让我解释清楚。其实我对付得了她的出走。让我一直难以释怀的是，我当初怎么那么蠢呢。我其实应该能发现，早就应该能觉察到。”

“你指的是她跟那个编辑的事？”我问。

“不是，”他说，“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很不幸福。我真是个白痴。我早该意识到这一点，可是我却根本没有注意到。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什么？”

我反驳他。“卡尔，”我说，“我和你说过多少遍，你不能对玛琳娜这么反复无常，说过多少遍？”

“是，是，”他说，“这事已经过去了，只要她和那个文化傻帽儿在一起幸福就行。”他抿了一口啤酒，看着我说：“我也老冲你嚷嚷，可你并没有总是生气。”

“这是两码事。”我说。

卡尔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咱们俩在寻找另一半时都运气不佳，不是吗？”他笑，而我却想到了布洛克。

就在两个星期前布洛克把门砰的一摔，说：“你别蹬鼻子上脸，伊雷妮！”

从此布洛克就带着他的书箱子和他那个便携式打字机消失了，而我又一个人呆坐在这个又大又暗的房子里，里面的花草在枯萎，我也一样。我与汤姆相依为命，汤姆从来就没有接受过布洛克，我们在厨房里吵架，他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妈妈，跟这么个连电脑都不会用的人在一起能干什么？”他常常如此无可奈何地说。看着布洛克的那个便携式打字机就像是看几百年前的化石。

起初我还盼着他来个电话，等着他的信，我还想，有可能会在我们常去的小酒馆里碰上他，然后我会说：“喂，布洛克！”他就会说：“啊，你也在这儿，伊雷妮。”接下来我们就会漫无边际地聊一会儿。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布洛克消失了，杳无音讯，这时候卡尔却调侃道：“可能也和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文化频道的一位女编辑去了马提尼克岛？也许在那儿有个爱巢？”

我们离开了墨西哥酒吧。天开始下雨。在夏夜微凉的细雨中，我们并排蹬着自行车。当我们路过一家崭新的后现代风格的锃光瓦亮的饭店时，卡尔冲着那自动玻璃门骑了过去。玻璃门无声地滑开，让这辆黑色的脏兮兮的荷兰自行车驶了进去。他按着车铃，打着招呼，在大厅里绕着那些皮沙发骑了一圈，一些胆小的日本商人吓得跳了起来，他们嘴里叽里呱啦，手足无措。接待处骚动了，大堂主管跑出来，从眼镜片的上方盯着卡尔，无言以对。这时候卡尔已经把车骑回到了入口处，在浅棕色的地毡上留下了条深深的湿泥印子，骑出大门。我们继续前行，后面传来大堂主管马后炮的斥责声。卡尔来了一个大撒把，高举着双臂喊道：“嗨。真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