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贝克尔挂拍时（第5/6页）

鲁迪是我们当中最早去世的，他患了很长时间的肺癌。去世一周前他的儿子出生了，他按照圣经里的人物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该隐（Kain），这样儿子就有了个漂亮名字叫“无忧”[27]。鲁迪与杨尼还有一个非婚生的儿子，叫Drusius Ingomar，即使这孩子将来一事无成，他还可以把自己的名字缩写成Dr.Ing.（博士工程师）。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另一个世界与鲁迪重逢，我非常怀念他。也许那时候他早就在天堂遇见了罗伯特·穆齐尔[28]，并终于和他一起创建了“心灵精准国际秘书处”，那我就能出任首席女秘书，也就得救了。

小施在诅咒不久前与警察发生的遭遇。一周前他跟那些穿绿制服的已经打过交道了，当时他在店后面的一张应急床上过夜。如果他喝多了，懒得夜里开车回家，有时就会在店里凑合一宿。那天夜里听见有动静，他就拔出非法持有的手枪往前面走去。两个吸毒者看见那把枪吓得撒腿就跑。因为窗玻璃被损坏，他打电话叫来了警察，否则保险公司不予赔偿。警察把情况记录在案，没想到那两个家伙当天夜里就被警察抓住了。他们作证说有人拿枪威胁他们。现在小施涉嫌非法持有武器，他当然声称自己不过是喊了一声吓跑了他们。手枪自然早就转移到弗里茨的钱箱里了，对他发廊的搜查毫无结果。可那两个愚蠢的吸毒者一口咬定看见手枪了，现在他得出庭陈述。

我们给他出主意，让他说拿的是个吹风机，一个黑色的吹风机，每个理发师都会有这么一个黑色吹风机的，每个愚蠢的吸毒者都会把那玩意儿看成一把枪。小施马上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一高兴让自己喝了双份伏特加。接着他十分沮丧地说：“不行，我的吹风机全是粉色的。”

“明天一早我就去给你买几个黑色的。”卡尔大方地说，这件事算是解决了。

小施只要一喝醉，总会撞上警察，有一次我也在场。那是参加完一场在富尔达举行的摇滚音乐会后，我们乘火车回家，幸好车开得很慢，小施在站外线道上拉了紧急制动闸，命令更换车组人员，因为他不喜欢列车正在行驶的这段铁路线。剪起头发来他可是一把好手，当然得注意他是否戴着眼镜，有时他出于虚荣不爱戴眼镜，碰上这样的日子，最好不要让他剪头发，洗洗吹吹就行了。

我们谈论起奥贾兰与死刑。我们当中没人赞成死刑，具体到奥贾兰就更是如此了，一般来说也反对死刑。然而有例外，今晚小施自然想砍下世界上所有女交警的脑袋。

胡博蒂讲述了一个男人的故事：他在犹他州被判处死刑，临刑前的最后一顿饭他想吃披萨就可乐。结果人们给他拿来的是百事可乐，惹得他大发雷霆：他这辈子都瞧不上百事可乐，临死了却得喝它，那这辈子失败得也太彻头彻尾了。末了他还想抽一支长红（Pall Mall）烟，但犹他州的《空气清新法》禁止在任何公共场所吸烟，在监狱也不行。监狱长是个有恻隐之心的人，允许他在从牢房去刑场的路上——即“死囚上路”时，在监狱的院子里抽上最后几口。我们大家为监狱长的通融喝了一圈。罗拉又讲了双重杀人犯比尔·贝利的事，他在特拉华州被处死，那里通行注射死刑。其谋杀犯罪发生在1979年，那年头死刑犯还可以选择绞刑或注射死刑，为了给行刑的人出难题，他要求绞刑。可他们已经找不到绞刑架，行刑的头天夜里他们赶制了一个绞刑架，刽子手们得连夜在美国军人手册中查找该如何绞死一个人。

“美国陆军知道这种活怎么干。”文策尔说，他讲起有一次法院登广告招专业狙击手，为的是枪毙一个人。结果有好几百人自愿报名，都想揽这个差事，最后有五个人被选中，每人酬金300美金。子弹是30-06春田步枪弹，其中有一个人会拿到空包弹，以便大家都能幻想自己并非真正的杀手。“结果他们对空包弹都很生气，”文策尔说，“每个人都想真正射杀一个人。”

外面响起雷声，大暴雨终于下起来了。卢·里德在唱《去野外走走》（Take a Walk on the Wild Side），我们盯着眼前的啤酒。“到底为什么我们今天没完没了地谈论死亡呢？”尤普问。罗拉答道：“因为死亡总和我们一起坐在桌旁。”

电视剧无声地播放着，弗里茨不停地换台，画面上到处出现的都是欢快的人，他们全都懂得该如何待人接物。《世界末日》，我想起了犹太人雅各布·梵·霍迪斯那首著名的诗，他一生中几乎有四十年被关在一所精神病院中，每次遇到蚂蚁、鸟、蜗牛和猫时，特别是遇到后者时，他都会脱帽致以亲切的问候。作为对公众有危害的疯子，他最后被害死在集中营里。《世界末日》的诗第一段是这样的：“帽子飞离市民的尖顶脑袋，每一丝空气仿佛都震荡着呐喊。所有屋顶坍塌下来、裂成碎片，海岸线上——刹那间——潮水涌来。”我害怕坍塌和裂成碎片，已经涨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