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贝克尔挂拍时（第3/6页）

接着大家就讨论起2000年来临前那个夜晚我们可以做什么。杨尼刚看完电影《远景俱乐部》，两眼哭得跟桃似的，从此愿意与康培·瑟冈多共度余生，她说：“咱们就去古巴吧，去那里庆祝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日，趁着菲德尔和古巴还在。”

“我去古巴？这可恰恰是我不想做的。”文策尔说，“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那儿的人坐牢的时间超过世界任何地方的人，菲德尔的同志们蹲班房的时间比曼德拉还长。”

“尽管如此，你还是可以去的。为了伸张人权，你可以再次让人每天把你绑在任何一座公共建筑物上一小时。”塔伊丰建议道。在希腊军事独裁时期，文策尔作为学生就曾出于抗议这么干过，男厕所的墙上至今还挂着当年相关报道的剪报，装在镜框里，已经泛黄了。下面是一条涂鸦：工人做工，诗人作诗，老板捞钱。

“为了世界正义再次让人把我绑起来，”文策尔一边仰脖喝着格拉帕一边说，“这个主意不错，我可以这么干。天好的时候去沙滩晒太阳，下雨时去让人绑，完全可以绑它两三个小时。一言为定，去古巴算我一个。”

我也刚看完《远景俱乐部》，也哭得稀里哗啦，被那些能演奏这么美妙的音乐的老人所感动，希望自己也能活到九十二岁——但愿能比我那长眠在685马克骨灰罐里的老妈运气好些，我渐渐充满幸福地走出了电影院。幸福的感觉仍在持续，我愿意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在这些朋友中我感到平静祥和。

我们这些人都四五十岁左右，男的都依旧或重新留着编成发辫的长发，女的全不为了美貌而去用什么防皱霜。1968年虽然已成历史，但还没有遥远得让我们不再忆起。我们之中从未有人想要看《世界报周末版》或是订阅《法兰克福汇报》，我们始终知道敌人在哪儿，我们希望典型的自由民主党的选民们会越来越老、越来越痴呆，直到有一天全部死绝。“不许他们有接班人。”胡博蒂总说。可是星期五晚上，常有一些年轻的、衣冠楚楚的证交所的小伙子们出现，他们多是开着红色的跑车从周围的城市来我们这儿，我们这个酒馆在他们眼里就像是远古恐龙的群落生境，看到我们他们常常会惊奇，若是听到汤姆·威茨的歌曲，他们会叫道：“这是什么蹩脚音乐啊？”每到这时，我们就不那么有把握，这些人会不会成为未来的主子。1968年我们曾大声呼吁：不要给任何人权力！所以我们现在也就没有权力。

卡尔，我们的左派百万富翁，不屑地说：“只要一看见这类人就让我恶心。他们早上去上班的路上还要顺便去一趟多米娜那儿，好让多米娜往他们的阴囊上扎针；然后他们再乘电梯前往第二十层，好敲定铜的价格。”[19]

不久前卡尔刚刚跟警察闹过摩擦，他说，就是跟那些当年在瓦克尔斯多尔夫对咱们大打出手的雷子一样的警察，现在有这么一位警察给他打了个电话，因为有人在他家外墙上写了库尔德标语。

“您是房主吗？”警察问，卡尔说是，然后警察说：“那就请您报个案吧，针对不知名者就行，然后我们就可以因财产损失而立案侦查。我们知道该去什么地方寻找写涂鸦标语的人。”

“涂鸦？”卡尔吼道，“我没听错吧！我该不该因为——你们管这叫什么来着？——污蔑举报您呢？您太放肆了，这房子是我的，您懂不懂？我的库尔德朋友把他们的合理要求写在我的墙上，为此我感到骄傲。少拿你们那套向警方告发的烂事来烦我，我不想掺和。”说完他就把电话给挂了。我们大家都为卡尔感到骄傲，他让雷子们看到，今天的百万富翁与昨日的百万富翁已不可同日而语，哪怕他们如今会花更多的钱去买卡尔文·克莱恩内衣，而不是像从前的有钱人那样给尼加拉瓜的武装游击队捐款。

小施气喘吁吁、义愤填膺地闯进酒馆。他那长长的、漂亮的灰白头发扎成马尾式，在他后背来回晃动。他的发廊就在酒馆旁边，他是我们大伙儿的理发师，每次遇到有人让他给剪短发，都免不了动气；若是有人要尤尔根·特里廷[20]那种马桶盖发型，即上边的头发留着，下边的剃干净，他都予以拒绝。这类顾客他都给介绍到拐两个街角的安妮发廊去。“在那儿您可以让人糟蹋您的头发，”他说，“我不干这种事。”

小施也刚看完《远景俱乐部》，很放松地走出电影院，他同样也决心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明天送给他女朋友两朵栀子花，并对她说：“雷妮，若是花枯萎了，我就知道，你不再爱我了。”就像伊布拉印·飞列在这部电影中所唱，或至少说些差不多的话。起码小施是温柔愉快地走出电影院的，他看到有位维持停车秩序的女助理警察正在工作，她把罚款单夹在非法停在影院前的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小施是骑自行车来的，本来此事与他毫不相干，他却本着古巴人的团结精神温和地对这位女交警说：“算了吧，姑娘，这完全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