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贝克尔挂拍时（第2/6页）

我们大家都去参加了这场婚礼，还穿着露出一截的难看的橙色或粉色的裤子，外套是羊皮的，上面有刺绣花纹。这种印度朝圣服是70年代流行的服装，我们穿着它们刚参加完一场葬礼，是卢德格尔为他第一部电影拍摄的场景，我们穿成这样是去当群众演员，自然是白干喽。作为感谢，卢德格尔请大伙儿在弗里茨那儿喝了几圈酒。电影中被埋葬的是位上了岁数的嬉皮士，我们冒充他的朋友，去送他最后一程。我们倾巢出动：文策尔和胡博蒂，他们俩是左得不能再左的卡巴莱讽刺小品剧搭档；卡尔，他开唱片公司成为百万富翁，却仍旧是个托洛茨基分子；小施米特（昵称小施）是个理发师，下班后他也曾在酒馆的厨房里为我们理过发；尤普和达尼洛一起开了一家木制品店，设计一些没有人愿意买的新潮家具；还有漂亮的杨尼，她阅人无数，每次都信誓旦旦地说这次遇到了真爱，两天后又找到了新欢；还有土耳其人塔伊丰，他的方言说得比我们之中有些人还要好，我们常拿他来显摆；还有我的闺蜜罗拉，她是个音乐人，经常创作伤感的工人战斗歌曲，却找不到愿意听这些歌曲的工人，只好唱给我们听；还有安静的象棋手弗朗克，他总是跟自己或电脑下棋；还有我，穿着剧组提供的绿裤子、带金链子的皮夹克，背后还写着：加利福尼亚旅馆。

这回我又站在墓地了，可这回下葬的不是装在骨灰罐里的我母亲的骨灰。“让家属亲自埋。”负责葬礼仪式的人说着把两位掘墓人推开了。这回只是电影里的下葬场景，我们大家应该——这是卢德格尔的要求——尽量显得震惊地观看下葬过程，但不必非要真的有什么感触。

我母亲下葬那会儿，当我们家属亲自掩埋，也就是说用两根绳子把骨灰罐慢慢降入墓穴中时，我确实没有什么感触，感触是后来才涌现的。我们把泥土抛到骨灰罐上，那一刻我只是想，我妈那么爱干净，一辈子都不屈不挠地与肮脏战斗，现在还是败给了泥土。我只是想到这个。但在这个电影中的葬礼上，我的心情很沉重，就像胸腔里有个冰块正在融化，这正是我害怕的，因为这团冰化成的水会在我的灵魂中引发水灾。我愿意继续做冰山，这座冰山露出水面的是白色、可爱的一角，人人都能看见；但我那些巨大而黑暗的部分却隐藏在下面，既坚硬又危险。我害怕朋友们不够小心与我相撞，那他们就玩完了。我总是躲在边儿上。

看着墓穴中的空棺，我在心中为大家致哀，我们或多或少都离这种下场不远了，弗里茨会把记着我们酒账的啤酒杯垫[18]扔进我们的坟墓。

参加完电影中的葬礼后，我们这拨穿得稀奇古怪的人衣服都没有换，就赶去参加弗里茨和赫拉的婚礼了。第一次看到两个人不是在爱情开始的时候结婚，而是在爱情结束以后，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觉得这样做是诚实、符合逻辑以及公平的。爱情并非安全的长椅，而婚姻则会为赫拉和拉蒙娜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我们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妥，就连弗里茨都说：“我为什么不该娶她呢，就因为她现在把我赶出来了？”念到“直到死亡将你们分离”时，大家都笑了起来，赫拉说：“按照这个说法我们已经死了，因为我们已经和离婚的状态差不多了。”

婚礼后在酒馆里喝喜酒时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赫拉和弗里茨在那天甚至都没有拌嘴。

可今天，在鲍里斯输球并告别网坛的这个晚上，弗里茨却气不打一处来。他有了个新女朋友，想跟她一起去看电影，是一部罗伯特·德尼罗演的片子。按照排班表赫拉应该接替他上晚班，她却没有出现。“她说她不想冒傻气，”弗里茨气愤地把我们的啤酒和白酒重重地撂在桌上，“在我跟那个娘儿们在电影院看电影时到这儿来上班。突然就吃上醋了。这回可不能便宜了她，2000年降临的前夜我要让她来上班，让她跑堂，整宿都让她跟你们这些白痴泡在一起。”

“2000年降临的前夜，”塔伊丰说，“那就是一个跟平常没什么两样的晚上，我们根本不想知道它到了，你记住了！12月31日我想在这儿安安静静地喝我的小酒，和往常一样。要是‘千禧年’这个字眼儿哪怕出现一次，我就砸碎你的酒馆。”“你不会这么做的，”弗里茨怏怏地说，“要不他们会把你遣送回安卡拉的。”

“千禧年，”文策尔呻吟道，“我只要听到这个字眼儿就已经受不了了。又是这么一个日子，届时会提出所有最后通牒式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哪里去？动物有灵魂吗？植物有感觉吗？我们新年前夜还是干脆逃离这里吧，那我们就不必听这些老生常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