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丽的岁月

我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与我的母亲一起去旅行。那年她八十岁，腰杆挺直，充满活力，精力充沛，而我四十五岁，有腰痛病，感觉自己已经衰老，对生活总是牢骚满腹。我母亲生活在南方的一座小镇上，住的是一套很像样的房子；我生活在北方的一座大城市，住的是一套很不像样的房子。她上了年纪之后，我去看她的次数多了一些——其实我很不情愿这样做，因为我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但是我想她也许会需要我，在她这个年纪，她会逐渐变得衰弱、健忘，所以我每隔几个月就要去一趟，帮她去办一些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杂事，开车到阿尔第超市去大采购，蹬着梯子把壁橱收拾擦洗一番，春天在阳台上种些花木，秋天再给它们剪枝，把花盆都搬进地下室——作为独生女儿，我做这些是出于义务，而不是爱。而且我总觉得，变得更衰弱、更健忘的人明明是我。我站在梯子上收拾壁橱，她在一边瞧着，指手画脚，责备我道：“瞧你那爪子，又都搞脏了！”再不然就是说我把杜鹃花剪得乱七八糟。她从来不会对我说一个谢字，从来都不会说：“妮娜，你干得真不错。”这是她永远都办不到的事。在我们家里听不到赞扬。“嗯，还行！”这就是能从我母亲嘴里蹦出来的最高级的表示认可的话了。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是这样，每逢我得了好分数，拿回家去时总听到这句话：“嗯，还行。”

我去看她时向来住旅馆，那个前台经理，毕尔格先生，每次见我进来都会对我行吻手礼，说：“罗森鲍姆女士，您对令堂照顾得无微不至，令人颇为感动，时下如您者甚是罕见，何况您公务繁忙。”

当时我在一家报社工作，于是他每次都让人把刚出的报纸送进我房间，如果上面有我的文章，他还要标上感叹号，好像怕我自己看不见似的。我走到楼上去，努力静下心来读报，不要再去想我的母亲。此时的她正一个人坐在家里，度过一个凄清孤寂的夜晚，而我在旅馆房间里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不能跟她心平气和地坐一坐呢，伴着一瓶红酒？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说说笑笑，聊聊类似“你知道吗……”这样的话，然后讲上一段趣闻呢？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你知道吗”，如果说过，那一定是在怀疑什么。因为我们无论何事都没有达成过统一的意见，我们只在一起生活了十五年，我人生中的前十五年。在那以后，我们的见面就仅限于互相的看望，我去看她，她来看我，我们的生活最好是平行的，不要混在一起。我们喜欢的不是同样的人，也不是同样的事。

头一件事就是酒。我喜欢高质量的干红葡萄酒。而她明知道我这个爱好，在我去的时候仍然买那种带螺旋塞的便宜货，她的理由是，她没有那么大力气拔出塞子来。我至少给过她五个很好用的开瓶器，而且样式一个比一个先进，根本不用费什么力气。可是它们全都躺在厨房的抽屉里睡大觉。酒还和以前一样是带螺旋塞的货色，而且从来不冰。不过，我宁可喝这种酒，加点冰镇矿泉水（“我这儿可只有不带气儿的矿泉水！”），也不要去跟她争论那些问题——关于我，关于我穿衣服的品位，以及我在报纸上写的文章，我的身体，我是多么不当心自己的健康，我对钱的态度是多么大大咧咧。这些都是她偏爱的话题，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说起来没完，于是整整一个晚上就会这样过去。如果她说“你越来越像你爸爸”，我就明白，我们已经快到危险的边缘，这个时候我最好溜之大吉。

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将近三十年了，但是母亲对他的怨气却从来没有减弱过，并且把这股怨恨转嫁到了我身上。按她的说法，我“完全继承了他的性子”。这意思大概是说，她的人生道路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而这都是我们两个的错。

“你要是继续这么干下去，你就会像他一样短命。”她总是这样说。继续干什么呢？就是继续抽烟，喝白葡萄酒而不是甘草茶，不做运动——母亲在八十岁的年纪还几乎每天都去游泳——并且用层出不穷的绯闻毁掉我自己的婚姻。她之所以了解这些是因为我的表姐玛格丽特。我跟这位表姐已经二十年没说过话了，但讨厌的是她跟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她偶尔会给我母亲打电话，说：“奈丽姨妈，你听说了吗，最近妮娜又闹出事来啦！”

“你从来不肯安分，”母亲叹息着，“和你爸爸一样。”

“爱情是一个永恒的工地。”我尽量轻飘飘地说。母亲摇着头，说：“每个人在一生中只能有一次真正的爱。至少我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