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和仪式（第6/10页）

“热烈激昂地，”他带着英国式的冷静惊讶地说，“热烈激昂地，范里斯小姐。”

范里斯小姐，继续堂而皇之地摇摆着，殷勤地鞠躬，我们体谅甚至在那一刻理解了，她脸上焕发出的日出般的遮住了胭脂的红晕，和博奥斯先生没有什么关系，那只和她自己的快乐行为有关。我们抓住了“热烈激昂地”，我们打算把这话传播开去。我们不懂也不在意它的意思，只觉得它很荒诞可笑—所有外来语本身都荒诞可笑—而且有戏剧般的爆发力。我们承认它使用得很是恰当。小歌剧结束以后，很长时间，每当范里斯小姐走过学校大厅，在上约翰街的路上经过我们，都要轻快而自我激励地唱着，这已经成了习惯（“参战的吟游少年—早上好，姑娘们！—已经离去—”），在她附近总是会俏皮地飘过这个短语。热烈激昂地，范里斯小姐。我们感觉这是给她最后的赞美，这让她振奋。

我们开始去市政厅排练。我记得，那里的礼堂宽敞通风，台上的帷幕是古老的深绿色天鹅绒，镶着金边。那些冬天黯淡的日子，灯光亮起来，但是没有照亮大厅的所有角落，有时范里斯小姐会躲到后面大叫：“我在这里听不到一个词！我什么都听不到！你们害怕什么？你们是不是要大厅后排的观众叫喊着要退票呢？”

她已经快到绝望的极点了。她手上总是拿着缝纫活儿。有一天她招手让我过去，给了我一片金线编织的辫子，要缝到市长的天鹅绒帽子上。她让我快去沃克的商店买九英寸配套的线。她确实在颤抖，她身体里的哼声更明显了。“别耽搁。”她说，仿佛她是派我去买急救药品一般，或者去送能够挽救一支军队的情报。所以我外罩没有扣好就奔出门外，诸伯利笼罩在刚下的雪中，大街上一派安静的毛茸茸白色；我身后，市政厅的舞台篝火般明亮，被狂热的献身精神点燃。创造不真实事物的献身精神，虽非绝对必要，可一旦信以为真，就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重要。

小歌剧让我们从日常的惯性中解脱出来，记得麦肯纳先生让那些没有被选中的同学忙于拼字比赛和心算，教室里像平时一样悲哀阴沉，我们现在都是范里斯小姐的支持者。我们把不同的角色合起来排演，看成一个整体。故事打动了我，现在仍然是。我想象着吹笛手是多么孤独、多么强大又无助的悲剧人物。没有任何的背信弃义能真正令他吃惊；世界利用了他，将他猛击，可他依然像汉弗莱·鲍嘉一样，保持着疲惫的荣誉。即使是他的复仇（被改变的结尾搞砸了）似乎也没有恶意，而几乎是温柔，极其温柔的复仇，是为了更大的正义。我想到法兰克这个不可教的拼写者，轻易自然地融入了角色，并没有刻意努力。他每天在台上就像平时一样克制而冷静，的确如此。我第一次看出他像什么—长而窄的脑袋，深色头发，剪得很短，像金属丝做的擦鞋垫，忧郁的脸也可能成为喜剧演员，虽然在这里不是，脖子后面有疖子留下的旧疤，还长了一个新的。他的身体和脸一样瘦长，身高在班上的男生中属于中等—也就是说比我矮不到一寸—走起路来快速而轻盈，就像那种既不需要刻意低调，又不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的人。每天他都穿蓝灰色毛衣，胳膊肘有一块补丁，这种烟熏的颜色，普通、谨慎而神秘，对我来说，那就是他的颜色，他自身的颜色。

我喜欢他。我喜欢吹笛手。我喜欢法兰克·威尔士。

我得和什么人说说他的事儿，所以就假装用客观而批评的语气和母亲说起来。

“他嗓音不错但是不够高。我觉得他站在台上不突出。”

“他姓什么来着？威尔士？是卖束腹胸衣的女人的儿子吗？我以前在威尔士太太那儿买胸衣—原来她有瘦身罩衣，现在不卖了。她住在百格斯街，乳品店那边。”

“一定是他妈妈。”得知法兰克·威尔士家和我们家，他的生活和我的生活，还有这点儿联系，我奇怪地兴奋起来。“你去她家还是她来这里？”

“我去她那里，买东西得到她的店里去。”

我想问房子的样子，前屋有没有画，他妈妈说过什么，她有没有提到过她的孩子？我太希望她们成为朋友，谈论各自的家人，希望威尔士太太晚上吃饭时说：“今天有一位很好的女士来试胸衣，她的女儿和你同班—”那有什么用呢？让他听到我的名字，眼前出现我的形象。

这些天，市政厅的气氛让我越发沉浸在这种状态里。男生和女生间仪式化的敌对到处都在打破。不可能继续保持敌对，即使保持，也是开玩笑式的，混杂着友好的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