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主街的雪堤太高了,以至在邮电局前面的街道和人行道之间,削出了一道拱门。有人拍照发表在诸伯利《先驱导报》上,这样人们就可以剪下来寄给住在英国、澳大利亚或多伦多等气候没有那么分明的地方的亲戚和朋友。邮电局的红砖钟楼矗立在雪地上,两个妇女站在拱门下,表明这是真的。两个女人都在邮电局工作,穿着没系扣子的外套。一个是弗恩,母亲的房客。

母亲把图片剪下来,因为有弗恩,她还说我应该保存起来,以后给我的孩子们看。

“他们不会看到这样的东西了,”她说,“到他们那时候,就都是用机器清雪了。人们或许会住在温度可控的透明的屋顶下。不再会有季节的变化了。”

她是怎么搜集到关于未来的令人不安的信息呢?她期待将来像诸伯利这样的城市会被水泥的蘑菇式柱子和屋顶代替;移动的航线带你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乡间永远地被条条交错的宽阔公路覆盖。没有任何东西和我们今天一样,没有炒锅、发夹、印刷的书页或自来水笔。我的母亲不会错过任何东西。

她说到我的孩子也让我惊异,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孩子。我追求的是荣耀,走在诸伯利大街上像流亡者或侦探一样,不清楚名誉会从何方降临,或者何时,只是从骨子里深信它一定会来。母亲曾经和我一样确信,是我的同盟,但是现在我不再和她谈论这个了;她轻率,她的期望太庸俗,太明显。

弗恩在报纸上,双手卖弄风情地竖起漂亮的外套领子,她那天穿它去上班纯属幸运。“我穿那件外套像西瓜一样圆滚滚的。”

张伯伦先生,和她一起看着,捏了捏她戴手镯的手腕上部。

“漂亮的外壳,漂亮的老西瓜。”

“别这么恶毒,”弗恩说,“我是认真的。”对她这么高大的女人来说,她的声音过于细小,可怜,让人有占便宜的念头,但最终总是让步于幽默。母亲与生活斗争形成的品质—敏锐,精明,决断,挑剔—在弗恩身上似乎都成了反面,她唠叨抱怨,动作懒散,漠然和蔼。她皮肤黝黑,不是橄榄色而是泥土的灰暗,有硬币大小的棕色斑点,就像阳光照耀的树下斑驳的土地。她的牙齿是方形的,白但有些突出,之间有缝隙。这两个无甚魅力的特点,让她看起来无赖而俗气。

她穿着红宝石颜色的缎子晨衣,华丽的袍子,她坐下时,肚子和大腿根部特别突出,显出果实的形状。她每个星期天早上都穿着它,坐在我们的饭厅抽烟,喝茶,直到去教堂做礼拜。衣服在膝盖处分开,现出附着的浅色人造纤维—一件睡衣。睡衣是我无法忍受的衣服,因为它们在人睡觉时随着人的体形贴在身上,还让你的两腿之间没有遮盖。内奥米和我小几岁的时候,经常画有令人吃惊的生殖器的男女,肥胖的女人,长着针一般竖起的阴毛,就像箭猪的背。穿着睡衣让人无法不意识到这可耻的一团,宽长裤可以体面地将之隐藏和包裹起来。母亲星期天早餐前穿着宽大条纹的睡裤,褪色的铁锈色晨衣,带有缨穗的带子,拖鞋是羊毛护套,鞋底是缝上去的那一类。

尽管两人很不同,弗恩和母亲还是朋友。母亲重视人们在世界上的经验,接触任何知识和文化背景的人,以及最终在诸伯利引起怀疑的任何建议。弗恩不总是在邮电局工作。她曾经在皇家音乐学校学习声乐。现在在联合教堂唱诗班,复活节唱《我知道我的救主还活着》,婚礼上唱《因为》、《答应我》和《伊甸园上空的声音》。星期六下午,邮电局关门,母亲和她会听美国大都会歌剧的广播。母亲有一本关于歌剧的书。她会拿出来跟着看故事情节,辨认配有翻译的咏叹调。她问弗恩问题,但弗恩不像你想象的知道那么多,她甚至连她们在听哪一部都搞不清楚。但是有时候,她向前倾斜着,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不是为了放松,而是留心地支撑着身体,不顾忌地唱着外语歌词。“都—达—都,达,都,达,都都—”她声音里的力度和严肃总是令人惊奇。她不觉得难为情,释放着她在生活中并不在意的宏大的夸张情感。

“你打算唱歌剧吗?”我问。

“不。我只想在邮电局工作。哦,我想,又不想。工作,训练。我没有这个野心,我想这是我的问题。我总是愿意过得开心些。”她星期六下午穿便装,凉鞋露出胖墩墩的涂了指甲油的脚趾。她把烟灰点到了突出的好像怀了孕的肚子上。“抽烟弄坏了我的嗓子。”她沉思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