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得流油

1974年夏季的一个傍晚，飞机快要停稳了，卡琳弯下腰，从背包里摸出几样东西。一顶黑色贝雷帽，她顺手戴起，让它斜斜地扣在一只眼睛上，一管红色唇膏，她用窗子当镜子涂在嘴上—多伦多的天已经黑了—还有一只长长的香烟嘴，她举着它，准备伺机衔在齿缝中。贝雷帽和香烟嘴都是从她继母穿去参加化装舞会的《花街神女》[1]套装中偷来的，唇膏是她自己买的。

她知道她不大可能扮出成熟妖女的模样。不过她也不想还像去年夏末登上飞机的十岁丫头。

挤在人流中，即便她把香烟嘴叼在嘴上，阴郁地斜睨四周，也没人多看她一眼。所有人都急匆匆、慌里慌张、兴高采烈或者迷迷糊糊的。大多数人看起来仿佛也穿着戏服。穿浅色袍子，戴绣花小帽的黑人绝尘而过，老太太们弓腰坐在箱子上，脑袋上蒙着披肩。全身都是珠子和碎布的那是嬉皮士。她发觉自己有那么一会儿被夹在一群严峻的男人当中，他们戴黑帽，脸颊上钉的小圆环直晃。

接机的人该在外面等才对，可他们都设法穿过自动门进来了。在行李传送带对面的人群中，卡琳看到她妈罗斯玛丽，不过妈妈还没看到她。罗斯玛丽穿件深蓝色长裙，上面有金色和橙色的月亮图案，头发新染过，乌黑乌黑，堆在头顶，像个摇摇欲坠的鸟巢。她的模样比卡琳记得的要老，而且可怜兮兮的。卡琳的眼光掠过她—在找德里克。德里克在人群中应该很显眼，因为他身材高大，前额闪闪发亮，一头浅色波浪长发一直披到肩膀。而且他眼睛明亮坚定，嘴唇带着嘲讽，身子总是笔挺。不像罗斯玛丽，她这会儿正茫然无措地扭来扭去，伸长脖子四处打量。

德里克没站在罗斯玛丽身后，也不在周围。除非他去洗手间了，不然就是没来。

卡琳取下烟嘴，把贝雷帽推到脑后。德里克不在，这玩笑就没劲了。跟罗斯玛丽开这种玩笑只会让她犯迷糊—罗斯玛丽看起来已经够迷糊、够凄凉的了。

“你涂口红了嘛。”罗斯玛丽说，泪汪汪的，表情困惑。她用翅膀似的衣袖，还有一身可可奶油味儿拢住卡琳。“别告诉我你爸爸允许你涂口红了。”

“我想吓你一跳嘛。”卡琳说。“德里克在哪里？”

“没来。”罗斯玛丽说。

卡琳看到行李传送带上出现了自己的手提箱。她往人群中一钻，挤出一条路，过去一把抓过它。罗斯玛丽想帮忙拎，卡琳连说：“不用，不用。”她们挤到出口处，穿过接机的人群，这些人因为不够强悍或者缺乏耐心，不曾挤到里面。她们没说话，直到出了门，进入炙热的夜晚空气。朝停车场走去的时候，卡琳问：“怎么了—你俩又遇上你们的那种风暴了吗？”

“风暴”是罗斯玛丽和德里克描述他们的冲突的一个词儿，这些冲突都被归咎于合作修改德里克的书时遇上的重重困难。

罗斯玛丽心如止水道：“我们不见面了。我们散伙咯。”

“真的？”卡琳问。“你的意思是，你们分手了？”

“要是像我们这种人还有分手这一说的话。”罗斯玛丽回答。

巨大弧形的立交桥上，车灯流仍在所有道路上不断涌进涌出城市，桥下也是一样。罗斯玛丽的车没装空调—不是用不起，而是因为她不相信这玩意儿—所以车窗必须摇下，任交通的噪音像一条河流，伴着气流直灌进来。罗斯玛丽讨厌在多伦多开车。她每周一次进城见出版商老板时，总是坐公共汽车，其他时候常让德里克开车送她。她们开下机场高速，沿401公路一直朝东，罗斯玛丽紧张兮兮、全神贯注地开了大约八十英里，拐上通到她住所附近的次级公路。卡琳一直沉默着。

“这么说德里克走了？”卡琳说道，又问：“他是去旅行吗？”

“据我所知不是，”罗斯玛丽说，“不过当时我也不知道。”

“安呢？她还在？”

“可能吧，”罗斯玛丽说，“她从不挪窝儿的嘛。”

“他把他的东西全拿走了吗？”

德里克搬进罗斯玛丽的拖车里的，可不光是处理他成堆的手稿所需的东西。书，当然了—除了参考书，还有工作间歇他在罗斯玛丽的床上躺躺时要读的书和杂志。要听的唱片。要穿的衣服，他万一徒步进丛林时要穿的靴子。对付胃病或头痛的药，甚至还有他建瞭望台用的工具和木料。浴室里摆了他的剃须用具，还有他的牙刷和敏感牙龈专用牙膏。厨房桌上是他的咖啡研磨机。（他自家厨房桌上摆的是安买的一台更新、更别致的咖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