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大拿的迈尔斯城

爸爸扛着淹死男孩的尸体，穿过田野走来。搜索归来的共有好几个男人，不过扛尸体的是我爸。他们全都浑身泥泞，精疲力竭，走路时耷拉着脑袋，好像深感羞耻。狗儿也没精打采，浑身滴答着冰冷的河水。几小时前他们集结出发的时候，狗儿们劲头十足地吠叫着，男人们精神抖擞、意志坚定，整个场面充盈着一种紧绷绷的、难以言喻的激动气氛。大家都知道，很有可能搜到不幸的结果。

男孩叫斯蒂夫·高雷。八岁。他的头发和衣服现在都是泥浆色，沾着枯叶、树枝和杂草。他就像一堆整个冬天都丢在外面的垃圾。他的脸扭向我爸的胸膛，不过我还是能看到一个鼻孔、一只耳朵，塞满绿莹莹的烂泥。

我想不是这样吧。我想我没有真看到这些。或许我看到爸爸扛着他，其他男人跟在后面，还有狗，但我不可能被允许凑那么近，居然能看到鼻孔里的烂泥。想必我是听人谈到这个，想象成自己看到的。我看到他的脸一如既往，只是多了些烂泥—斯蒂夫·高雷熟悉的、瘦精精的、鬼头鬼脑的脸—其实那是不可能的。在水里泡了那么多小时，它应该已经发胀、变形，或许还被泥浆完全覆盖了。

不得不带回这样的消息，这样的证物，给等待的家人，特别是给一个做妈妈的，这足以让搜索者们步履沉重，不过事实上更糟糕。（人们窃窃私语道）不是一般的可怜呐，等着接收斯蒂夫·高雷，对他表示应有的哀悼的，并没有什么妈妈，根本就没什么女人—没有祖母或姨妈，就连姐妹也没有。他爸是个雇工，是个酒鬼但不是醉鬼，是个怪人却并不好玩，不友好但也不惹祸。他成为父亲似乎是个意外，做妈的开溜了，孩子留给他，父子从此生活在一起，好像也纯属偶然。他们住在一幢斜顶灰墙的破烂房子里，仅比小棚子稍好一点—做爸爸的挨到没办法了，总算修了屋顶，在走廊上装了支柱，勉强凑合着用—他们的生活同样七拼八凑，也就是说，差一点就要接受儿童救助了。他们不在一起吃饭，也不给对方做饭，不过吃的总归是有的。有时做爸爸的会给斯蒂夫钱去商店买吃的，也有人看到过斯蒂夫买一些相当正常的东西，比如煎饼粉和通心面晚餐。

我和斯蒂夫·高雷挺熟，对他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他比我大两岁。到了星期六，他会到我们家晃荡，对我做的一切都不屑一顾，但就是不肯从我身边跑开。我每次玩秋千，他肯定要在旁边跃跃欲试，要是我不给他玩，他就跑过来拼命推我，弄得我摇摇晃晃的。他欺负狗。他常让我陷入麻烦—事后看来，我觉得他是不怀好意，故意为之—会挑逗我去做平时根本想不到的事：在土豆只有弹子大小时就挖出来，看看它们长多大了；推倒摞得好好的柴火，堆成一大堆，我们再从上面跳下来。在学校里我们从不跟对方说话。他独来独往，但好像并不在乎。不过，星期六早上，看到他瘦削、冷静的身影从雪松丛中滑过，我就知道我准得出点事，而他正在策划。有时也会一切顺利。我们会扮作牛仔，驯服野马。我们在河边牧场上玩，距离斯蒂夫淹死的地方不远。在一条流到安大略省南部、汇入索津河的无名小河边，我们既是马又是骑手，一边尖叫一边学马叫，既要扑腾蹄子，又要挥舞着树枝做的鞭子。

葬礼在我家举行。斯蒂夫爸爸家没地方容纳那么多人。我记得房间里挤挤挨挨的，不过不记得看到躺在棺材里的斯蒂夫，或者牧师，或者花圈。我记得举着一朵花，一朵白水仙，想必出自什么人在室内催熟的盆栽，因为这会儿树林里连翘、延龄草或金盏花都还没开呢。我和一群孩子站成一排，人手一朵水仙。我们唱儿童赞美诗，有人在我们的钢琴上弹伴奏：“等主回来，快要回来，要收聚他珍宝。”我穿着白色编织长袜，被它们弄得很痒，膝盖和脚踝处都皱巴巴的。袜子黏在我腿上的感觉，与我记忆里的另一种感觉混在一起。说来有点复杂。它与我爸妈有关。它涉及大人们，但主要是我爸妈。我爸爸，也就是扛着斯蒂夫的尸体从河边走回来的人，以及我妈妈，她想必是操办这场葬礼的主力。爸爸穿着他的深蓝色西装，妈妈穿棕色天鹅绒裙子，戴奶油色缎领。他俩肩并肩站着，嘴巴随赞美诗开合，我站在儿童队列里，远远看着他们。我感到一阵强烈的、令人作呕的厌恶之情。儿童有时会对大人产生一种突然的厌恶。瞧那大个头，那粗胖体型，那种得意忘形的力量。那呼吸，那粗皮糙肉，那些毛发，那可怕的分泌物。不过我的感觉更糟。而且随之而来的愤怒之情也谈不上尖锐，与自尊毫无关系。与我终于可以弯腰捡起一块石头砸向斯蒂夫·高雷的时候不同，这种感觉无法释怀。它难以理解，也没法说清，尽管过了一阵，它淡化为一种沉重，又减弱为仅剩的一点余味，一种偶尔泛起的味道—一种微弱的、熟悉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