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人皆知（第4/26页）

在罗伯特执政期间，科尔曼招募的聪明的年轻人个个喜欢他，因为他为他们创造了发展空间，还因为他着手从霍普金斯、耶鲁、康奈尔聘用研究生，进行——正如他们爱说的——“质量革命”。他们赏识他，因为他迫使统治层面的高贵人士走出他们小小的俱乐部，并威胁到他们的自我形象，而这总会让一位自命不凡的教授火冒三丈。原来院里教职员中最不称职的老家伙得以苟延残喘，完全仰仗他们的自我标榜——最伟大的公元前一百年学者，等等。一旦这些受到来自上面的质疑，他们的信心便日渐瓦解，在不到几年的工夫里，这些人几乎全都不见了。峥嵘岁月啊！但自从皮尔斯·罗伯特上调到密执安后，而新任校长海恩斯并不与科尔曼特别贴心，对那种在几乎一瞬间将全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推土机式的夸张手法和专制独裁的个性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宽容，于是当科尔曼留下的，以及他招募的年轻人开始成为年富力强的教师时，一股反对西尔克院长的势头便出现了。这股势头究竟有多强大，他一直不明白，直到他一个系一个系地计算出究竟有多少人对他指称似乎不存在的两名学生所用的词汇并不依照他本人坚持的原意（也即基本的词典意义）来加以界定，却偏要当做种族歧视的贬义词加以阐释，从而为两名黑人学生的投诉提供证据的局面而感到幸灾乐祸时，他才恍然大悟。

我清楚地记得两年前的那个四月天，艾丽斯·西尔克死了。在科尔曼完全丧失理智以前，我只是在百货店或邮局碰到他们时对他们两人中随便哪一位点点头而已，并没有与他们真正认识，对他们的情况也谈不上了解，我甚至都不知道科尔曼是在新泽西东奥兰治的艾塞斯小县城，离我家仅几英里远的地方长大的。而且，他作为东奥兰治中学1944年的毕业生，比我从邻近的纽瓦克学校毕业只早六年。科尔曼也没有试图与我相识，而我离开纽约、搬来伯克夏，住进山上乡间小路边田野里的一幢两开间木屋，也并非为了交结新友人，或加入新社区。在我初到的第一个月里，收到各种请柬——邀我进餐、喝茶、参加鸡尾酒会、到位于谷底的学院举行讲座，或者，如果我愿意，对一个文学班随便谈谈——都被我婉言谢绝。自那以后不论我的邻居还是学院都不再管我，让我过自己的日子，做自己的事。

但两年前的那个下午，科尔曼直接从为艾丽斯葬礼做准备的地方驱车来到我的住房前，砰砰敲门，要求进屋。尽管他有急事相求，却不能坐着讲清楚，连三十秒钟都不行。他站起来，坐下，又站起来，围绕我的工作室转了一圈又一圈，大声嚷嚷，滔滔不绝，甚至还恐吓性地在空中挥动着拳头——当他错误地以为需要加强语气时。他让我必须为他写点东西，他几乎是在对我下命令。倘若他自己写那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不做任何掩饰，没人会相信，没人会认真地对待，大家都会说那是个谎言，一个企图自圆其说而编造的大谎话，他们会说他这个谎扯得比他在课堂里讲了那个促成他倒台的“幽灵”一词后扯的谎还要大……

他已丧失了所有的自控力，变成一个我并不认识，但无疑是个有修养、有地位，而此刻却精神完全崩溃的人。这如同一起恶性高速公路事故、一场大火、一场爆炸、一场公共场所大灾难，不仅以它可怕狰狞的面目，而且以它的不可思议性让人瞠目结舌。他歪歪斜斜地侧着身子在房间里打转，使我不由得想起那些自家圈养的鸡在被砍了头以后还继续走动的样子。他的头已经被砍掉了，那个头包裹着曾经是无懈可击的院长和古典文学教授渊博的大脑，而我此刻目睹的只是他残缺的躯体失去控制的旋转。

我的家门他从没进过，我的嗓音他几乎没有听到过，但我必须放下手头上可能从事的一切，着手描写他在雅典娜的敌人如何瞄准他挥出拳头，却将她置于死地的故事。他们制造他的假象，捏造各种他从没犯过、也永远不可能犯的罪名，他们不仅仅丑化了一个以最强烈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从事的学术生涯，他们还杀死了他四十多年的结发妻子。就好像他们将子弹射进她的心脏杀死了她一样。我必须写下这个“荒诞事件”。我，一个当时对他在学院里遭受的苦难一无所知的人，甚至连包围了他和死去的艾丽斯长达五个月的恐怖都还没能理出头绪的人，必须了解：折磨人的无了无休的会议、听证、面谈，提交给院领导、教职员委员会、代表两名学生的公益黑人律师的文件和信件……指控、否认以及反指控，愚钝、愚昧和玩世不恭，粗俗，别有用心的误解，费力的、反复的辩白，控方的问题，以及自始至终、无时不刻弥漫他整个身心的不真实感。“她被谋杀了！”科尔曼大叫一声，从我书桌的对面探过身来，用拳头锤击桌面，“那些人谋杀了艾丽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