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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他妻子说,“你说的哪样东西与这电影有关?”

“这电影?这些该死的电影?啊,当然,它们并不新鲜,你知道。我们曾有过宾诺克[32]俱乐部,那还是在几年前……还记得,周五夜间俱乐部?我们有个做电器生意的家伙。你记得他,塞莫尔,阿贝·萨克斯?”

“当然。”瑞典佬说。

“啊,我不愿意告诉你们,可是他家里有各种各样的电影。真的有。在穆尔贝利大街,我们常带孩子到那里去吃中国餐,那里有一间酒吧,你可以进去,想买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行。你们知道吗?我去看了五分钟就回厨房了,为他说句好话吧,我亲爱的朋友也这样,他现在去世了,多好的伙计,我的心也跟着去了,手套剪裁工,见鬼,他的名字叫——”

“阿尔·赫贝曼。”他妻子说。

“对。我们两个玩了一个小时的牌,直到放电影的客厅里喧闹起来,原来是那狗屁电影,那放映机,你们——随便叫——的东西起火啦。我从没有那么高兴过。那是三十年、四十年以前,到现在我还记得坐在那里和阿尔·赫贝曼玩牌,其他人在客厅里像白痴一样地淌着口水。”

他现在把这些讲给沃库特听,只朝着他一个人说道。看起来,虽然娄·利沃夫旁边就坐着一个女醉鬼作为明证,虽然无可争议的事实证明他有犹太人的渊博知识,可是出身名门的非犹太人的无政府状态还是让他难以想像,所以在餐桌上的这么多人中间,只有沃库特最能欣赏他的这番陈词滥调。他们应该是能够控制自我的可靠的人。不是他们吗?他们标出疆界。不是他们吗?他们制订规矩,就是那些到这里来的我们其他人都同意遵循的规矩。早在1935年,他坐在那间厨房里,耐心地玩牌,直到正义的力量终于战胜邪恶,让那肮脏的影片在浓烟里化为灰烬,沃库特能不钦佩他?

“啊,对不起,利沃夫先生,我要说的是,您再也不能只靠玩牌就挡住它,”沃库特对他说,“过去有把它挡在外面的办法,可现在没有了。”

“把什么挡在外面?”娄·利沃夫问。

“您谈的那些,”沃库特说,“纵容。掩饰为意识形态的变态。永久的抗议。那时候您可以走开,可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如您所说,甚至可以用玩牌来抵抗它。但现在越来越难找到解脱的办法。奇形怪状的东西正在取代人们在这个国家所喜爱的一切普通的东西。今天,被他们称做‘受压抑’的东西是让人们深受其辱的根源——就像过去不被压抑的那样。”

“是这样,是这样。让我告诉你阿尔·赫贝曼的事。你要谈过去的世界和以前的样子,我们就说说阿尔吧。多好的伙计,阿尔,英俊的家伙。靠剪裁手套富起来。那时候你做得到。有点雄心的夫妻可以弄几张皮子做起手套来。他们最后有了一间小屋,两个男人剪裁,几个妇女缝纫,就可以做手套,就可以熨烫,然后出货。他们赚钱了,自己当老板,可以一周干六十小时。很久很久以前,还是在亨利·福特支付前所未闻的每天一美元的报酬时,一名优秀的剪裁工每天会挣到五美元。但是,那时候一名普通妇女有二十双、二十五双手套算不了什么,很常见。妇女有手套柜,每套服装有各种的手套配搭——各种颜色、各种样式、各种尺寸的。任何天气,妇女外出不能没有手套。那时候,并不奇怪,妇女在手套柜台花上两三个小时,试戴三十双手套,桌子后面的女士有个水槽,每换一种颜色她都要洗一次手。精美的女士手套,我们有四分之一扣,四扣,直到八扣半。手套剪裁是了不起的职业——过去是,不管怎样。现在所有东西都是‘过去的’。像阿尔那样的剪裁工总是穿着衬衫系上领带。那时候剪裁工没有衬衫和领带是决不工作的。你可以工作到七十五岁,甚至八十岁。人们可以像阿尔那样开始,在十五岁,或者更早,干到八十岁。七十岁还是童子鸡。他们可以空闲时干,星期六和星期天。这些人总有工作,有钱送孩子上学,有钱把房子装修漂亮。阿尔能够拿起一张皮子对我说,开个玩笑,‘你想要什么,娄,八又十六分之九?’不用尺子就一下剪断,只用他的眼睛就能量得准确无误。剪裁工是主角。当然,所有这些技能的骄傲现在都消失了。在那些可以剪裁十六扣百色手套的匠人中,我认为阿尔·赫贝曼也许是在美国能做到的最后一人。当然,那种长手套已经消失了。另一个‘过去的东西’。有一种八扣的手套在那时候流行起来,用丝绸衬里,但也在1865年消失。我们当时有许多更长的手套,只好剪去上端,做成短手套,用剪下来的做另一只手套。从拇指缝这里每一英寸钉上一颗扣子,所以谈起长度我们仍然用多少扣。感谢上帝,在1960年,杰凯·肯尼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