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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时瑟尔玛送给我们每个人一只纪念杯，里面橘黄色的纸袋装着六个小甜饼，用橘黄色玻璃纸包好，再扎上橙、褐（校园色彩）相间条纹的卷曲绸带。这小甜饼是来自我们班的学生，一个蒂内克面包师的礼物，就像我放学回家吃上的那么新鲜，那时则由她麻将俱乐部的烹调师、我的母亲烘烤的。离开聚会不到五分钟，我就剥掉双层包装，将六个小甜饼全吃下，每个蜗形面团沾满糖粉，缝里夹着细小的葡萄干和核桃片。我一口接一口吞下面包屑，感受到面粉与黄油、酸奶酪、香草、奶油、蛋黄和蔗糖混合的多种滋味，这是我从小就喜爱的东西。此时我可能也体会到自己从纳桑消失，如同普鲁斯特^{[18]的所说，当他辨别出“玛德琳蛋糕（一种贝壳状重油小蛋糕）的味道”：对死亡的焦虑，从马瑟尔消失一样。普鲁斯特写道：“只需一尝，‘死亡’这词……就对他毫无意义。”我于是狼吞虎咽，不停地将这种渗透油脂的东西塞进嘴里，到最后也没有类似马瑟尔那样的运气。}

再谈谈死亡和欲望，这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是种可以理解的极端要求，预防死亡，抵制它，不惜一切可能的方法，随便怎样观察死亡，无论什么，除了清晰透明以外。

按照我们进门时拿到的小册子上所说，毕业班的一百七十六人中有二十六人现住在佛罗里达……兆头不错，这意味着我们在佛罗里达现有的人还是比死去的多一点（多六个）。另外，整个下午不只我一人，大家在心里都将这些男人戏称为男孩，女人戏称为女孩。有个从佛罗里达赶来的小伙子告诉我，在从纽瓦克机场到利维斯顿的那一段路程中，他租了一部车急忙赶路，却两次被迫到加油站找房间休息，只因受不了身体颤抖。这人叫门蒂·格里克，1950年被选为班上最帅的小伙子。在1950年，他是个身材魁梧、睫毛长长的美男子，是我们最重要的吉特巴舞手，喜欢四处对人叫喊：“索里德，杰克逊！”他有一次被他哥请到奥古斯塔街的一家妓女院去玩，那里到处是拉皮条的，实际上也就在他父亲开的布兰夫德酒馆街角旁。他后来承认自己连衣服都没脱，只是坐在外面走道上翻翻桌上的一本《机械插图》杂志，而他哥哥才真的在“干事”——门蒂算得上是班里的少年犯了。正是这个门蒂·格里克（现在叫伽哈）带我去亚当斯剧院听伊利诺斯·杰克特、巴迪·约翰逊和“纽瓦克本地的”撒拉·沃恩^{[19]唱歌。他曾买票请我去听比利·厄克斯汀（B先生）在清真寺的音乐会。他在1949年还搞到票，和我一起到劳拉公园观看瑟比亚美洲美女大赛。门蒂曾三四次带我到泽西电台（WAAT）看午夜黑人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比尔·库克的现场播音。星期六晚上我常在自己卧室的黑暗之中聆听比尔·库克的音乐大篷车节目。开场曲为埃林顿[20]的“大篷车”，那极富异国情调、饱经沧桑、兼有非洲与东方的节奏，肚皮舞的鼓点，这一切本身就值得收听。就是紧裹在母亲刚刚洗过的被单里，杜克亲自演奏的“大篷车”还能令我冲动不已。先是“咚！咚！”的开场鼓，开士巴声中传出悠扬婉转的长号声，再就是舞蛇的长笛徐徐吹起。门蒂把它叫做“可笑的音乐”。}

到WAAT电台比尔·库克的工作室去时，我们乘14路车到市里，几分钟后便像上教堂的人一样，静静地坐在他玻璃隔间外面的椅子上，比尔·库克将离开麦克风出来见我们。放着“比赛录音”，此时听众们正悠闲在家，库克诚挚地与两个瘦高的白人机灵鬼握手，他们身着从亚美利加商店买来的单排扣西装和从专卖店买来的衬衣，衣领翻开。（我身上穿的是专为这晚上的活动而从门蒂那里借来的衣服。）“我将为你们演奏什么?”库克优雅地向我们问道，那种圆润共振的嗓音是门蒂在电话里和我闲聊时总爱模仿的。我点的是那种音调优美的东西，如戴纳·华盛顿“小姐”、萨万娜·邱吉尔“小姐”等——在当时这些性感“小姐”主持的流行音乐节目多么吸引人啊——而门蒂的口味要求更刺激，欣赏水平要权威得多，他点的音乐家则是通俗沙龙钢琴手罗斯福·塞克斯、艾伟里·乔·亨特（“当我失去心爱的……我啊……最疯狂”）等。门蒂似乎特别喜爱一曲四重奏，把它叫做“雷—奥—沃克斯”，特别加重第一个音节，完全就像来自南方、放学后为门蒂父亲商店送货的黑人小伙子梅尔威·史密斯那样唱。（门蒂和他兄弟在星期六送货。）门蒂有天晚上大胆地陪梅尔威·史密斯到灯塔街利洛伊德大厦的保龄球道上面休息室里听比博普爵士乐现场演奏，白人很少到那里去，除了无畏的音乐家苔丝狄蒙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