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14/16页）

“我会到泽西州去看你，”我说道。

“那你得到亚利桑那州了。我不再住在泽西州了。在亚利桑那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在一位论派办的一家教会图书会。不然就没什么可选的。若是有头脑的人，这不是理想的地方，但是我也有其他的问题。明天在纽约，后天飞到凤凰城。如果你要见我就要到亚利桑那来了。就是别拖啊，”他笑道，“地球转得可快着呢，内森。在我这里时间可不等人啊。”

一年年过去，我最擅长的就是和我对其感情很深的人道再见。说再见的那一刻到来之前，我通常意识不到这感情到底有多深。

“我不知怎地就认定你还住在泽西州呢。”我能想出的最没风险的感情表达也就是这样了。

“不是。多丽丝被杀以后我离开了纽瓦克。多丽丝是被人谋杀的，内森。在我们家街对面，医院后面。我不愿离开那座城市，你知道。我不会因为它成了问题重重的黑暗贫困的城市就离开这个我在此生活了一辈子和教了一辈子书的地方。就是在骚乱以后，纽瓦克都空了，我们还是留在勒海道上，是留下来的唯一一家白人。多丽丝脊椎不好，还有其他的病，回到医院工作。我在南部教书。复职以后我回到韦夸希克，到那时，教书已经不是轻松的工作，过了几年，他们问我愿不愿意接管南部的英文系，那里的情形更糟。没人教得了那些黑人孩子，于是他们就让我去教。我退休前的最后十年都在那里。没法教任何人任何东西。几乎控制不了混乱状态，更不用说教学了。纪律——全部的工作就是这个。训导他们，在走廊里巡查，争吵，直到后来有个孩子冲你挥出一拳，开除学生。我一生中最难过的十年。比我被解雇时还难过。不能说这种醒悟是毁灭性的。对当时情况的真实性我有直觉。但是那经历是极具破坏力的。我们该搬走的，我们没搬，就是如此。

“但是我一辈子都是纽瓦克体系里的一个狂热分子，不是吗?老朋友对我说我是个疯子。他们那时都在郊区了。可是我怎么能逃走呢?我关心的是让人来尊重这些孩子。倘若有任何机会改进生活的话，若不是在学校那又会是在何处开始呢?另外，作为教师，在任何时候应人要求做我认为是有趣也值得的事情，我就说，‘好，我会做的，’然后我就全身心投入进去。我们仍住在勒海道上，我到南部去，对系里的老师说，‘我们要想法引导我们的学生约束自己，’云云。

“我两次被抢。第一次被抢后我们就该搬走的，第二次后绝对是该搬走的。第二次我就在家附近，下午四点钟，三个孩子围上我，拔出一把枪。可是我们没搬。一天晚上，多丽丝正离开医院回家来，你还记得吧，她要做的不过是穿过那条街道。可是，她永远也没做到。有人敲了她的头。就在艾拉杀死斯特罗洛的地方北边半英里处，有人用砖头敲破了她的头骨。为的是一个空无一物的手袋。你知道我认识到什么吗?我认识到我被骗了。不是个我喜欢的想法，但是自那以后我心里一直存着这个念头。

“被我自己骗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自己，和我所有的原则。我不能背叛弟弟，不能背叛教学，不能背叛纽瓦克的下层居民。‘不是我——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我不出逃。我的同事尽可以随他们的便——我不离开这些黑人孩子。’于是我背叛的就是我的妻子了。我把我的选择的责任放在了他人身上。多丽丝为我的高尚公民道德付出了代价。她是我拒绝搬出那城市的牺牲者——看，这没出路可循。当你像我所努力的一样将自己从一切分明是谬见的东西——宗教，观念，等等——中解放出来以后，你仍旧留有关于你自己美德的幻念。这是终极幻想。为此我牺牲了多丽丝。”

“这就够了。每个行动都导致损失，”他说，“这是这个体系的熵。”

“什么体系?”我说。

“道德体系。”

他怎么没有早点告诉我多丽丝的事呢?这种沉默是英雄的行为还是承受了苦难?他也有这样的遭遇。还有什么没说吗?我们可能就坐在我的露台上谈上六百个夜晚，我也听不到那个完整的故事，关于默里·林戈尔德这位选择做一名普通高中教师的人是如何未能逃脱他的时代和地域的骚乱，最终成为像他弟弟一样的历史受害者。这是美国为他计划的生存方式——是他通过思考为自己计划的，通过以批判性的思维向他父亲报复，通过面对非理性保持理性为自己计划出来的。这就是在美国思索给他带来的东西。这就是他忠于他的理念，拒绝专横的妥协给他带来的东西。倘若有任何机会改进生活的话，若不是在学校那又会是在何处开始呢?不可救药地陷于最美好的意图，一生实在地致力于建设性的生涯，如今却成了幻象，还有那些不再站得住脚的规划和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