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20/21页）

次年夏天，我在新泽西州挨家挨户卖杂志——与在黎明、黄昏和夜色中在印第安那的钢厂散发传单不太相同。虽然我和艾拉通过几次电话，定好了我在8月去小木屋看他，但他最后时刻不得不取消了这个计划，我轻松了，后来回到学校。过了几周，1951年10月最后几天，我听说他和阿蒂·索科洛，还有导演，作曲，节目的另两位主要演员，著名节目报告员迈克尔·J.迈克尔斯被开除出《自由勇敢者》。父亲在电话上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不经常看报纸，他告诉我，前一天纽瓦克的两份报纸和纽约所有的日报上都已登载了这条消息。《纽约美国期刊》的标题中称他为“激进赤色分子铁人”，布赖登·格兰特是那份报的专栏作家。报道登在“格兰特内幕”栏目中。

听父亲的声音就能知道他最担心的是我——担心艾拉认我作过朋友会牵连我——于是我恼火地对他说，“因为他们说他是共产党，因为他们扯谎说每个人都是共产党——”“他们可以扯谎把你也说成是共产党，”他说，“是的。”“让他们说吧！就让他们说啊！”但是不论我如何对着自由派的手足病医生爸爸大吼，好像他是开除艾拉和他同事的电台管理人，不论我如何大声说明这类指控同样不适用于艾拉，也将同样不适用于我，我仍知道我可能是错得不轻，因为我刚和约翰尼·奥戴一起度过了当天下午。奥戴是他最好的朋友。我认识他时，他仍收到奥戴写来的长信，还回信给奥戴。接着就是戈尔斯坦和他在他家厨房里说的一切。孩子，别让他给你灌个满脑子的共产主义思想。共产党找上艾拉这样的笨蛋就利用他。从我家里滚出去，你这个共产分子蠢货……

我一直有意拒绝把这些联系起来看。这些和那张唱片，还有更多。

“记得在我办公室的那个下午吧，内森，他从纽约来的那次?我问过他，你也问过他，他跟我们说的什么?”

“说的真相！他说了真相！”

“‘你是共产党吗，林戈尔德先生?’我问过他。‘你是共产党吗，林戈尔德先生?’你问了他。”父亲声音里有种我从没听过让我震惊的东西，他喊道，“如果他撒了谎，如果那个人对我儿子撒了谎……！”

我在他的声音里听出要杀人的一股决断。

“你怎么能和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对你说谎的人打交道呢?怎么能?这不是孩子的谎言，”父亲说。“这是成年人的谎言。是有动机的。彻头彻尾的谎言。”

他一直说下去，我同时在想，艾拉何苦费这个力呢，他为什么没告诉我真相?我无论如何还是会到锌镇去的，或者总会争取去的。不过，他不仅仅是对我说了谎。问题不在这里。他对谁都没说真话。如果他在这点上对所有的人都说了谎，而且习惯性地一直如此，那就是有意为之，以求改变和事实的关系。因为没人能就此不作准备临时编造。对这个人说真话，对另一个人说假话——行不通。因此，他在此事上面说谎是他穿上那件制服后自然的一部分。不说出真相是他怀着这个信仰所自然具有的本性。他从没想过要说出真相，特别是对我；那不但会危及我们的友谊，还会危及到我。他有很多理由不说真话，纵然我当时完全都明白，也没一条能对我父亲解释清楚。

我和父亲（还有母亲，她说，“我求你爸爸不要给你打电话，不要惹你心烦的”）谈过以后。我试着给西十一街的艾拉打电话。电话整晚都是忙音，次日早晨我又拨，接通了，旺德鲁斯——伊夫常用艾拉厌恶的小铃唤到餐桌前的那个黑女人——对我说，“他不住这里了，”就挂了。因为艾拉的哥哥还仍是“我的老师”，我就忍着没打电话给默里·林戈尔德，不过我给艾拉写信，写到纽瓦克勒海道，请林戈尔德先生转交，又写了一封到锌镇的信箱。没有回信。我看了父亲寄给我的关于他的剪报，大声喊道，“谎言！谎言！卑鄙的谎言！”但接着我想起了约翰尼·奥戴和欧文·戈尔斯坦，我不知道该如何看待。

不出六个月，美国书店里出现了——匆忙出版了——《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伊夫·弗雷姆口述，布赖登·格兰特记录》一书。前后封面是一幅美国国旗的复制品。前封面上的国旗撕裂得参差不齐，椭圆形的裂口内是艾拉和伊夫最近的一张黑白照：伊夫外表柔和漂亮，戴着一顶小帽，垂着她闻名的带圆点的面纱，穿着毛皮外套，拿着环形小包——伊夫和丈夫手挽着手走在西十一街上，对着镜头粲然微笑。但艾拉看上去一点都不快乐；在浅顶软呢帽下，他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镜头，神情严肃忧虑。几乎紧靠着封面正中心印着书名《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伊夫·弗雷姆口述，布赖登·格兰特记录》的地方，醒目地用红色圈出了艾拉的头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