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13/21页）

演出前半小时，我在音乐厅外的密歇根大道和利奥碰头，我的老师穿着他的披风，那是他1948年退役前在罗马找人做的，我穿着带风帽的麦基诺厚呢短衣，是为带去冰冷的中西部上大学在纽瓦克的拉基商店买的。我们一入座，利奥就从他的公文包里取出我们即将听到的每首交响曲的乐谱，整场音乐会中，他不是看台上的乐队——我以为是该看乐队的，只有感动时才偶尔闭上眼睛——而是精力相当集中地看向他的膝盖，一直读膝盖上的谱子，乐队先演奏《科里奥兰》序曲和第四交响曲，幕间休息后，演奏了第五交响曲。除了第五交响曲的头四个音符，我听不出哪曲是哪曲。

音乐会后，我们坐火车回南区，到了他在国际宿舍的房间，中途区一处哥特式宿舍，是大学里大部分外籍学生的住处。利奥·格卢克斯曼自己是西区杂货商的孩子，比起贴近他的美国同胞来说，对外国学生在走廊上呈现的与他的贴近——异国烹饪的味道等等——他倒是稍许更愿容忍一些。他住的房间甚至比他在大学里办公室的小隔间还要小，他给我们冲茶喝，烧开水是把水壶放在地上的电热灶上，这灶挤在沿墙堆放的杂乱的印刷品中间。利奥坐在堆满书籍的书桌前，鹅颈管台灯照亮他的圆脸颊，我坐在黑影里，四周还有很多堆书，靠近只有两尺之遥的没铺过的窄小的床。

我觉得自己像个女孩，或是我想象一个女孩最终独自和一个太过明显喜欢她的胸部、让她畏惧的男孩在一起时的感受。看到我变得畏怯，利奥哼了一声，带着与他推翻我在广播上的前途时所怀的同等的嫌恶讥讽，说道，“别担心。我不会碰你的。我就是受不了你怎么这么陈腐得该死。”就在当时当地，他进而开始向我介绍克尔恺郭尔的学说。克尔恺郭尔的名字对我而言，与拉斐尔·库布利克没什么不同，他要我听他读一百年前克尔恺郭尔在落后的哥本哈根已经对“人民”作出的推测——克尔恺郭尔称之为“公众”，利奥告诉我这是正确的名称，是那个抽象事物的名称，那个“巨大怪异的抽象事物”，“包罗万象又是虚无的事物”，“巨大的虚无”，克尔恺郭尔认为，那个“抽象荒芜的空虚，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正是我在剧本中无病呻吟为之感伤的事物。克尔恺郭尔不喜欢公众，利奥也不喜欢公众，在那个周五晚上的音乐会以及随后他带我去的周五音乐会之后，他在国际宿舍阴暗房间里的目的即是通过让我也憎恶公众来挽救我的文章免于沉沦。

“‘读过古典作家作品的人，”利奥念道，“知道恺撒会试做多少事情来打发时间。同样，公众养了一只狗以供娱乐。这只狗即是文学世界的渣滓。如果有人高出其他人一等，也许甚至是一名伟人，就放狗去咬他，乐趣随即开始。那只狗追上他，又咬又撕他的外套后摆，使尽各种可能粗鲁地套近乎——直到公众厌倦了，说它可以停下为止。这是我举的公众如何对人的例子。力量上强于他们高于他们的人受到粗暴对待——那只狗仍旧是只狗，就连公众也鄙夷它……公众也无悔意——它并不是真在贬低谁，只是要一点乐子而已。’”

这段文字，对利奥的意义远远超出它能开始对我产生的意义，但仍然是利奥·格卢克斯曼在邀请我，请我随他成为“高出其他人一等”的人，成为像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像他自己，正如他不久即会将自己想象成为的——“一名伟人”。我成了利奥的好学生，克尔恺郭尔的好学生，贝尔德托·克罗奇的好学生，托马斯·曼的好学生，安德烈·纪德的好学生，约瑟夫·康拉德的好学生，法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学生……后来不久，我相信，我对艾拉——以及对母亲、父亲、弟弟，甚至对我长大的地方——的依恋已彻底切断。人在头一回接受教导，头脑变成装备了书本武器的仓库时，在他年轻鲁莽地为发现这星球上储藏的所有智慧而欢呼跳跃时，他就容易夸大剧烈变化的新现实，而把其他一切都贬为微不足道。在不妥协的利奥·格卢克斯曼——和他的愤怒狂热以及他永远饱含激情的头脑——的帮助和支持之下，——我就是尽了全力如此去做的。

每个周五的夜晚，在利奥的房间，我被魔力镇住。利奥调动体内所有无关性欲的热情（也有不少是，但不得不被压下）对准从前构成我的每个概念，特别是我对艺术家使命所怀的道德观念。那些周五的夜晚，利奥对我好像我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学生。我开始觉得好像差不多人人都给我来了一下。教育内森。凡我敢对着打个招呼的人都持有此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