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5/10页）

“你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我问。

“不想谈这个。”

“艾拉常这么说。”

“只有这一句话好说。我们的父亲他……这么说吧，我自己年纪大了以后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但已为时太晚。至少，我比弟弟幸运些。母亲死时，我挨过了医院中难过的那几个月，已经上中学了。后来我拿到纽瓦克大学的奖学金。我的生活已经上了轨道。而艾拉还是个孩子。固执粗野的孩子。对人与事充满怀疑。

“你知道在老一区，当地有位鞋匠给他养的金丝雀举行的葬礼吗?透过那件事，你就明白艾拉有多么固执顽强——以及他有多么不顽强。那是在1920年，我十三岁，艾拉七岁。在博伊登街上，距我们家几条街远，有一个鞋匠，鲁索曼诺，埃米戴奥·鲁索曼诺，看去很穷困的老人，矮个子，大耳朵，枯瘦的脸，下巴蓄着白胡须，背上一件有一百年历史的褴褛的外套。鲁索曼诺在店里养着一只金丝雀做伴。金丝雀的名字叫做吉米，吉米活了很久，后来吉米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死了。

“鲁索曼诺伤心极了，他雇了一对送葬人，租了一辆灵车，两架马车，金丝雀先是被安置在鞋店里的长椅上供人瞻仰——陈列得非常美丽，装饰着花朵，蜡烛和十字架——后来是送葬的队伍，穿过全区所有的街道，走过德尔格西奥的杂货店门前，店外的大篮子里搁着蛤蜊，橱窗中有一面美国国旗，走过梅利罗的水果摊，走过乔达诺的面包房，走过马施利诺的面包房，走过阿雷德意式皮店。队伍走过比昂迪的肉店，德卢卡的马具店，德卡洛的修车厂，德诺桑齐奥的咖啡店，帕里斯的鞋店，诺尔德自行车店，塞伦塔诺的意式咖啡小店，格兰德的弹子房，巴索的理发店，埃斯波希托理发店，和那家擦皮鞋的小摊，有两张旧痕斑驳的餐椅，客人需踏上高高的一处平台才坐得上去。

“都没了，距今有四十年了。1953年城里为建租金低廉的高层住宅楼拆掉了整个意大利居民区。1994年，国家电视台上大力批驳了这些高层住宅楼。到那时，已经有大约二十年这些楼里没人住。无法住人。现在那里什么都没有了，就只有圣露西教堂了。仅存的建筑。牧区教堂，却没有了牧区和来礼拜的人。

“第七街上的尼克德米咖啡馆，第七街上的罗马咖啡馆，第七街上的多利亚岸。那是二战爆发前向墨索里尼致敬的地方。墨索里尼占领埃塞俄比亚时，牧师将教堂里的钟敲了半个小时，就在这里，在美国，纽瓦克的一区。

“通心粉厂，饰品厂，纪念品店，木偶戏院，电影院，滚球房，冰库，印刷所，俱乐部会所，餐馆。走过黑帮里奇·博亚尔多常去的胜利咖啡馆。三十年代，博亚尔多出狱后，在第八街和夏街的街角处建了维托利奥城堡餐厅。影剧业人士常从纽约来这里就餐。这里是乔·迪马乔来纽瓦克时就餐的餐厅。迪马乔和女友的订婚宴就在这家餐厅举行。博亚尔多就是在这处城堡餐厅君临一区。里奇·博亚尔多管着一区的意大利人，郎吉·兹维尔曼管三区的犹太人。这两名歹徒之间常常不和。

“走过几十家社区里的酒馆，送葬队伍迂回蜿蜒，自东区行至西区，向北走上一条街，下一条街又拐向南方，一直到了克利夫顿道的市公共浴室——一区内仅次于教堂和主教堂的最奢华的建筑群。我们还小的时候，母亲常带我们来这处旧的大公共浴室洗澡。父亲也去那里。淋浴免费，一便士租用一条毛巾。

“金丝雀放在一架小小的白色棺木中，有四名抬棺人抬着。聚拢来一大群人，大概有一万人之多，散布在送葬队伍路经的沿线。人们紧紧挤在太平梯和房顶上。合家人围拢在窗口观看。

“鲁索曼诺在棺木后的马车上，埃米戴奥·鲁索曼诺哭泣着，而一区其他所有的人却在大笑。有人笑得真厉害，结果笑倒在地上。他们笑得太厉害，站不起来。就是抬棺的人也在笑。出于对送丧者的尊重，路边的人努力憋住不笑，等到鲁索曼诺的马车经过以后才笑出来，只是对他们大多数人，尤其是孩子来说，这太滑稽了。

“我们这个区很小，到处都是孩子：滚球房里有孩子，门廊上挤满了孩子，孩子们从房子里直拥出来，涌上克利夫顿道，一直冲到布罗德街。整日如此。夏天的时候，有大半晚能听到这些孩子互相喊着，‘嗨哊！嗨哊！’四下里一望，成群结队都是孩子，成群的孩子——投硬币，玩牌，掷骰子，打台球，吃棒冰，踢球，点篝火，吓唬女孩子。只有手持戒尺的修女才能管得住这些孩子。有成千上万的男孩，都不足十岁。艾拉就是其中之一。几千名好打架的意大利孩子，他们是铺铁轨、街道，挖下水道的意大利人的孩子，小商贩、工厂工人、捡破烂的和开酒店的意大利人的孩子。孩子的名字叫做朱塞普、罗德福、拉斐尔和盖塔诺，那个犹太孩子叫艾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