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第2/4页）

然而，《第十三章》是有理由或者说有资格超凡脱俗、不拘小节的。倘若完全从日常经验层面对其进行解读，必然是不得要领，“不解风情”。为避免读者陷入过于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解读方式，瓦老未雨绸缪，相继让神学家和作家进行自我评论。前者第一封信的署名就是“为自己竟然把这些事情向您和盘托出而感到奇怪的玛雅·施内林”，后者在第三封信的开头就感叹“彼此都不了解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知心话要说！”如果理解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对真实性问题保持高度警觉的读者完全可以放松心态、转变心态，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层面去思考问题。譬如，假设我们用阅读《变形记》的心态来阅读《第十三章》，我们就不会追问这两个人之间怎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关系，正如我们读卡夫卡的《变形记》的时候不会去追问一个人怎么可能变为一条虫。这种时候，我们不妨向牛顿学习，承认文学世界也有“第一推动力”的存在。换言之，读《第十三章》的时候，一旦我们接受“彼此都不了解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知心话要说”这一“公理”，我们就会豁然开朗，就会发现作家和神学家讲述的故事是值得推敲和玩味的，而且能够接受经验和逻辑的检验。这与我们忽略人变虫这一荒诞细节之后就会发现并且惊叹格里高尔的故事高度真实是一个道理。

《第十三章》这一标题决定了瓦尔泽这部小说可以超凡脱俗、不拘小节，而标题的玄机就在数字“十三”的基督教内涵。我们都知道，因为有最后的晚餐，所以犹大成为数字“十三”的同义词，数字“十三”就有了“泄露”、“出卖”、“背叛”的内涵。瓦尔泽小说所讲述的，就是人生的第十三章——一个充满背叛的人生篇章。巴西尔·施鲁普和玛雅·施内林在信中分别泄露妻子和丈夫的秘密，由此将各自的妻子和丈夫出卖（犹大换来三十块银元，他们换来什么？），所以，他们的书信来往就是一种背叛行为，是不折不扣的第十三章，他们由此双双成为叛徒。在此需要提示读者的是，跟“十三”对应的德文词只有一个：名词是Verrat，动词是verraten。中文词却有三个：泄露、出卖、背叛，就是说，在一些地方，这三个词是可以拿来随意切换的。如果看到巴西尔·施鲁普因为揭伊莉丝的短（明明是左撇子却偏偏说自己会用右手做菜）而被称为“叛徒”，读者可以自行将其替换为“泄密者”；当巴西尔·施鲁普自称“背叛成癖者”（第十封信），读者可以理解为“泄密成癖者”或者“出卖（妻子）成癖者”。中德语言的差异使译者遭遇了选择的烦恼。希望关于第十三章的解释能够丰富读者对译文的理解。总之，泄露、出卖、背叛构成了《第十三章》的母题，而巴西尔·施鲁普和玛雅·施内林也至少在三重意义上撰写了第十三章。

首先，他们为自己撰写了第十三章。巴西尔·施鲁普不仅常常在信中赤裸裸地表达对玛雅·施内林的欣赏和思念，他不仅会因为玛雅·施内林的杳无音讯而心神不宁、忐忑不安，他甚至在致玛雅·施内林的第三封信里就讲述梦见自己杀害了妻子伊莉丝。他的梦境已经触碰了某种底线。面对巴西尔·施鲁普的恭维、挑逗、引诱，玛雅·施内林采取了一种半推半就、不置可否的暧昧态度。他们之间由此形成一种通常被称为柏拉图式的恋爱关系，这种关系自然构成了对各自婚姻的背叛，所以他们是叛徒，是施害者。不过，柏拉图恋爱这一传统概念并未在小说中出现。受新教神学家卡尔·巴特的辩证思维的启发，瓦尔泽对巴西尔·施鲁普和玛雅·施内林之间的关系做了全新的理解和价值判断。卡尔·巴特号召人们在不对希望抱希望的情况下去信仰未知的神，瓦尔泽则十分欣赏一种立足于“不可能的可能”或者“可能的不可能”的情感关系。这种关系兼有乐观和悲观、积极与消极。所以，巴西尔·施鲁普和玛雅·施内林可以做到一面蛰居婚姻的堡垒，一面隔空跟另一个堡垒谈情说爱；所以，他们满足于在彼此之间建造字母索桥，以“横跨名叫现实的深渊”；所以，他们彼此都承认“和不可能的事物调过情”，巴西尔·施鲁普在预感到玛雅·施内林出事之后更是对二人的关系做了如下总结和回顾：“不可能性是我和你的生活目标。你给我的信：来自不可能性的深渊。不可能性是我们的桌子、我们的床。在你给我写信的日子里，我有一种价值，你不再写信，我就不再有这种价值。”与此同时，读者不难看出，二人在这种书信调情中调出了令人为之动容的真情。巴西尔·施鲁普对玛雅·施内林的生命安危的关切就是例证（参见他在2011年8月17日写的寥寥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