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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于欧洲三十九号公路上，就在欧普达尔的南方。或者更精确地说，她在通往布雷克和吕特勒达尔的分岔路口被车子撞倒。巴士驾驶员证实，苏伦是从卑尔根坐他的车子过来，然后在茵斯特菲尤尔下车。茵斯特菲尤尔几乎是一个不毛之地。^{[2]而等到同一辆巴士从欧普达尔掉头驶向卑尔根的时候，她却仍然站在那里等候。}

苏伦的行事作风或许令人捉摸不定。但事到如今，那已经不再是问题了。我是说，您从奥斯陆前来卑尔根的途中，应该不至于开车南下经过那个地方吧。您不是坐火车过来的吗？

无论如何，她在松恩峡湾南岸几千米外的地方被一辆拖挂大卡车碾过。那个路段限速八十千米，可是拖挂大卡车却在通往茵斯特菲尤尔的漫长下坡路上，以将近两倍的速度行驶。当天视线不佳，而那名年轻的卡车司机正设法赶赴欧普达尔搭乘渡轮。现在他只能等着上法庭，但愿法官多判他几年。

他竟然也有脸出现在葬礼上。但他至少还有足够的判断力，晓得应该刻意避开吊唁。否则我一定会把他撵出去。我会叫警察过来。

那个星期六我正在办公室加班的时候，接到海于克兰大学附属医院打来的电话。有人通知我发生了什么事，并强调她是被直升机抢救过来的，而且她的情况非常危急。我连忙冲出门外，然后从出租车上打电话给英格丽和乔纳斯。在孩子们赶到以前，我与她单独相处了几分钟。她的伤势惨不忍睹，但她突然睁开双眼，眼睛发亮：“难道是我自己搞错了！万一斯坦说得很对呢？！”

人们不仅可以从孩子和醉鬼那边听到真相。临终者同样也可以说出一些发人深省的话语。

或许您“说得很对”，斯坦。那听起来岂不是很窝心吗？

我感觉自己有义务，必须替苏伦向您转达她最后的致意。或者我应该称之为最后的评论。我毫无概念，不知道她那么讲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说不定您会晓得。即便如此，我必须承认自己产生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并且开始产生怀疑。

将一切都总结起来之后，我无法不认为，你们在那家旅馆的重逢改变了命运。苏伦从此再也不是她自己了。

我知道，而且您或许也晓得，她是一个非常虔信宗教的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她都坚定不移地相信死后另有生命。我不知是否可以作出一个大胆的臆测，将您归类为理性论者？但您既然身为气候研究者，最起码也是一位自然科学家。我敢打赌，就生命哲学而言，您与苏伦绝对大异其趣。

但不管怎么样，我曾经问过我自己：假如我们不去搅乱苏伦的想法，那是否会是比较理想的做法？毕竟她生前是一盏明灯，她就像是一团火光，而且她几乎具有千里眼的能力。

万一斯坦说得很对呢？

她以惊慌的目光向上注视我。而我在她眼中看见了无法抚平的伤痛，内心深处的激荡，以及难以承受的绝望。接着她失去意识，在一度回光返照之后便永远离开了。那时她是以空洞和无助的眼神望着我。她已经无话可说。说不定她仍有余力向我道别，可是她没有那么做。

她失去了自己的信仰，斯坦。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她都已经心力交瘁。她心中已是一片荒芜和空虚。

当她表示您或许“说得很对”的时候，到底所指为何？难道“说得很对”能够重要到那种地步吗？莫非您有能力或意愿，硬是要向别人的信仰撒播一种挥之不去的疑虑？不，我已经讲过了，我不想得到任何答案。凡事从此都必须告一段落。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您就像易卜生笔下那个阴郁乖戾的老派人物一般，走入了苏伦和我的生活。您几乎同样称得上是“一名从海上过来的男子”。还是说，您希望以葛瑞格斯·威勒那种沉迷于真相者的方式来登台？若是这样的话，我乐意扮演《野鸭》剧中的另一个角色——雷凌医生那位“自欺行为的尊重者”。^{[3]而现在我就坐在她金黄色的阁楼房间内，眺望下面的市区。}

苏伦曾在几天前说过，她或许会出远门前往苏伦德，以便赶在冬季之前向大海告别。按照她一贯的作风，应该不至于独自安排这种旅行。莫非你们打算成双成对地一起向大海告别？你们在今年七月那天不也曾经两个人一同快步闪入山中？

我实在不晓得自己为什么会这么问，因为我根本就不想要答案，而且那个问题已经完全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意义了。

然后阁下果真亲自前来卑尔根！可是您来得太迟了。等到一切都结束之后，您在星期天下午打电话过来。那时我们刚从医院返回家中。英格丽接听了电话，但她不晓得您是谁，而且没办法跟您讲话。我则低着头坐在餐桌前面，只是开口告诉英格丽，我知道是谁打的电话，不过我同样无法亲口跟您讲话。最后是乔纳斯接过话筒，并且告诉您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我让他那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