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限将至(第6/8页)

[46]那么结果呢?Delectatio morosa(沉湎于偷食禁果的愉快想象之中),或者换言之,如房事前的相互挑逗,造成种种恶习。幻想,白日梦。悲剧赋予之社会高度认同的印章,为来自野蛮社会阴影下的魔鬼树碑立传。

但我并不希望给人一种印象,以为可怜的皮奥夏人[47]只有在演出当日在国立圆形露天剧场受人摆布、被人欺诈。亚里士多德自己在他的《政治学》(第八部)中谈到音乐,以及“它对我们的性情所产生的理性影响。”如果把歌曲的规则当作触动灵魂的躁动来研究的话,你就能学会如何“煽动情感”,你就会明白佛里吉亚(Phrygian)调式[48]会导致纵欲行为,多利亚(Doric)调式会促成“男子气概”。还有别的什么要加上去吗?这儿有一本教科书告诉你如何在感情上操纵the korai,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青少年。强制梦游已不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它是一种现实。尽管伟大的阿多诺不遗余力地猛烈抨击笛子,但如今还是处处可以闻笛声。多亏了亚里士多德的推广,音乐成为人人皆能掌握的技能,并且在学校中广为传授。要不了多久,提尔泰奥斯(Tyrtaeus)[49]的歌便会成为人人都能在沐浴或在伊利索斯河边用口哨吹奏的曲调。音乐和悲剧在我们面前露出了真面目:它们操纵人类的情感,而大众则欣然接受,乐意扮演这受虐狂的角色。

我们的年轻人正是在这些潜移默化的游说者的讲台前面接受教育,最后被改造成运动场上的一群绵羊。不过,在他们成人以后,同样地制造公共舆论的科学会告诉他们如何在公共场所处事为人,把美德、情操和真才实学变成一具面罩。听听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50]是怎么说的:“一个医生看上去吃得好、身体健康,这是他医术的最好证明;因为大众相信,一个连自己的身体都照顾不好的人不可能照料别人的身体……当一个医生走进病人的房间时,他必须小心自己的坐姿、举止;他必须穿着得体,仪态安详……”[51]这样装腔作势成为一个面具;面具成为这个人本身。总有一天,在不太遥远的将来,能够用来界定人的最根本的存在的词语就只剩下一个,那就是面具,人格面貌,而它所代表的恰恰是最最表面的东西。

大众人既然迷恋于自己的外表,那就一定能够欣赏那些表面上显得真实的东西,他只乐于模仿[52],也就是说仿讽本来并不存在的东西。这一点可以从绘画所表现的欲望中看出(最高的褒奖要保留给能画出逼真的葡萄以致鸟儿蜂拥而来啄食的画家),在雕塑中,卓越的技巧创造出看上去几可乱真的裸体,或是在树干上匆匆逃离的、只是不能说话的蜥蜴,而此时平民百姓便会欣喜若狂地感叹唏嘘。在有红色图画的花瓶上,人们开始运用正面造型,仿佛传统的侧面造型已不足以表现原本可以通过诗意的幻想来达到想象凝视中的整体形象。

然而,现今的艺术创作肩负着工业需求的沉重枷锁,精明的大众人把那个需求狡猾地转变为选择。艺术屈服于科学的法则:在庙宇的柱子上,看看那些金色部分,建筑师们拿出测量师的热情为之叫好;波利克里托斯(Polycletus)[53]为人们创作完美的、工业化的雕像提供了“准则”,正如有人已经尖刻地注意到,他的作品——“荷矛者”青铜雕像,已不是一个作品,而是一个诗体,一部用石头刻成的专著,一个机械原则的具体范例[54]。艺术和工业如今要携手并进;这种循环业已形成;精神让位于生产线;控制论的雕塑很可能一触即发。技术引进的最后阶段就是群体策略。刚成年的古希腊男青年列队成行,进行严格控制的操练。针对父亲的有益的反抗如今为群体规范所取代,年轻人在群体面前完全没有能力去捍卫自己。平等主义削弱了年老者和年轻者之间所存在的一切差别,苏格拉底和亚西比德的那段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样的一味扯平,人们便越来越无须表达个人的感情了。因此,今天的雅典人的原型至死都保持一成不变。人工制造的感情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同样也发生在人的弥留之际。你什么都不用干,专业从事哀悼的妇女将模拟出你所不能表达的悲哀;至于死者,这一大进步不足以使他放弃他所眷恋的生活中那一点点儿低级的快乐。你在他的嘴上放一枚硬币(借口是要给帮亡魂渡冥河去阴间的神——卡戎摆渡的船资),还要给把守冥府入口、有三个头的猛犬刻耳柏洛斯一块糕点。而对有钱的人,你可以加上化妆品、武器、项链之类的东西。

而涌入剧场跑去看阿里斯托芬的廉价色情戏的观众,正是这群没有识辨能力的群众。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勉强引导我们去怀疑的爱与恨之间的神秘联系,而今已让他们感到乏味。至于知识,如今一切都变成了临时的了解;只要背得出毕达哥拉斯定理(每个皮奥夏人都知道这个了无趣味、关于三角形的小花招)就足够了,而欧几里得已经答应把所有的数学智慧化解为一条规范的、不可论证的基本原理。要不了多久,学校也会尽他们所能,人人都会阅读、计算,再别无所求,也许要把投票权扩大到妇女和外来的居住人口这一点除外。这值得抗拒吗?什么人有力量去对抗一浪高似一浪的粗俗浪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