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河河谷社会的工业与性压抑

下文研究的是隶属于地中海群落的保护国——意大利半岛北端的米兰的城市群落,并以此作为田野调查的对象。从纬度上看,它坐落于美拉尼西亚群岛以北45度,北极冰川海的南森群岛以南35度。因此,就文明世界而言,它的位置多少还算居中;尽管这地方对因纽特人来说还相对容易到达,但它始终没有被纳入已有建树的人种志研究的范围之内。我要感谢阿德米勒尔蒂群岛(the Admiralty Islands)[1]的人类学学院的克拉奥·帕里奥教授,感谢他首先提议我研究米兰。而且,我要感谢塔斯马尼亚的原住民基金会,它慷慨地赠予我二万四千颗狗牙作为旅行经费,足以负担我的旅费以及购买必要的设备,从而使我的田野作业能够进行。若不是马努斯岛的波堪纳奥夫妇给我一座高脚屋供我使用,使我远离那些吵吵闹闹的捕海参和做椰子生意的商人(不幸的是,这些人已使这个曾经非常平静的半岛的某些地方变得无法居住),我根本无法安安静静地完成这份观察报告。若没有我太太阿洛阿的亲切支持,我也不可能完成校对以及核对书目的注解。我太太总是心甘情愿地放下手中正在做的花环,去赶邮船,并把我定期向萨摩亚群岛(Samoa)的人类学文献资料中心索取的一大箱又一大箱的资料搬到高脚屋。搬这些箱子远非我力所能及。


许多年来,研究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和传统习俗的人们总是受一种先入为主的理论指导,这其实有碍于真正的理解。仅仅因为西方人崇尚机器,还远没有直接接触自然,就把他们看作原始人,正是我们的祖先对无色人种,主要指欧洲人的错误观念的一个主要例证。科学家若持这样一种错误的历史决定论观点,以为在一切文明中,相似的文化以周期性的发展,例如,在考察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行为模式时,他们认为他们所接触的仅仅是较早期的一个阶段,这个社会发展到后来,一个居民,比方说,格拉斯哥的居民,其行为就会跟美拉尼西亚人非常相似。因此,我们深深地感谢帕奥·吉利巴(Poa Kilipak)教授颇有启发的研究。他尝试提出了“文化模式”这个概念,并得出了出色的结论。一个巴黎居民在生活上所依据的一套准则和习惯是整个有机体的一部分,并构成某个跟我们的文化一样自然却又千差万别的特定文化。这一新概念为人类学家客观地研究无色人种以及理解西方文明开辟了一条道路。因为——也许有人会指责我这种愤世嫉俗的相对主义——我们确是在研究一个文明,即便它并不符合我们这个文明的方式(打赤脚上树摘椰子,这种行为不见得比乘坐喷气式飞机旅行和吃装在塑料袋里的炸土豆的原始人更优越)。

然而,这些研究人类学的新方法也导致更多的错误阐释,尤其是因为研究者把他所调查的“模式”作为一种真正的文化,而把研究建立在土生土长的当地人直接提供的历史文献上,试图从中演绎出那个社会的特点。

1.多布(多布)的多布博士假说

多布(多布)的多布博士在1910年出版的《意大利村庄和“意大利复兴运动”之狂热》(Italian Villages and the“Risorgimento”Cult),以米兰村为背景,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历史幻象”(historiographic illusion)的典型实例。在书中,这位著名的学者试图根据当地人撰写的资料重构这个半岛的历史。

以多布博士之见,在19世纪,这个半岛曾经是激烈战斗的场所,战斗的目的在于将不同的村庄全部收归于一个统治者管理。一些社区为这一目标努力奋斗,另一些社区则同样猛烈地反对统一。多布称前者为革命派或“复兴运动的”(一种方言用语,也许是指当时广泛流行的萨满教的复兴膜拜),而称后者为反动派。

多布博士,以其高度个人化的风格——他的作品以华美的文学品质著称而非科学的准确性,这样描绘那时的情况:

复兴的火焰燃遍半岛各地,但是反动派蓄势待发,一心要把爱国人士和全体公民镇压在奥地利人的脚下。诚然,并不是所有的意大利城邦都渴望统一;不过,首先,那不勒斯王国就高举自由的火炬。根据资料记载,实际上,两西西里国王建立了农齐阿特勒军事学院,在这个学院的大讲堂里接受教育的是热情的爱国人士莫雷利、西尔瓦蒂、皮斯卡讷和德·桑克蒂斯。这位开明的君王因此是意大利复兴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但在暗地里,一个不为人知的阴谋家正在编织着罪恶之网:马志尼。这个人物在当时的传说里并不常被提起,只是出现在他策划的、奇怪地总是会被发现而挫败的阴谋故事里,这样一来,最优秀、最勇敢的爱国志士,在马志尼愤世嫉俗的煽动下,纷纷落入奥地利压迫者手中,要么被监禁,要么被处决。复兴运动的另一个大敌是西尔维奥·佩利科。凡是随手翻过佩利科被囚禁在奥地利时所写的日记的人,都会留下清晰的印象:这本书使意大利统一多打了不知多少仗。工于心计的叙述者把莫拉维亚监狱描绘成一个田园诗一般的地方,这地方朴实无华、恬静幽雅,犯人可以跟和善的狱卒讨论人类的重大问题,还可以跟年轻的女士——只要是柏拉图式的——打情骂俏,在这里,昆虫成为宠物。有个犯人还乐意接受截肢。他对奥地利外科医生的高超医术佩服得五体投地,被截肢者还向医生送上鲜花表示感谢。在这本小作品中,佩利科对这位意大利爱国者的描写含蓄、诡诈又令人沮丧,令他看上去全然不知暴力和战斗为何物,以致最后,他对任何感情都无动于衷,非常胆怯、道貌岸然,因此,阅读此书一定会使大批生龙活虎的青年不再想为祖国的再生而战斗(正如北美有一本名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小书那样败坏了黑奴的名声,让他们看上去傻乎乎、胸无城府、没有主动性,直至今天,该书的影响仍能在南方各州那些义无反顾地反对这样劣等民族的无色人种当中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