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纵

现在是十月了，天气潮湿。从我所住的旅馆窗户那里望出去，我能看到这个灰色的中西部城市的大部分；刚刚，这里的路灯亮了，几幢楼上也亮起了灯，城郊那边高大的烟囱里冒出浓烟，慢慢上升到越来越暗的天空中。这里除了有所大学的分校区——跟主校区相比，真的挺寒碜——此外真是乏善可陈。

我想讲一个故事，那是我在萨克拉门托短暂地逗留时，我父亲讲给我听的。它所涉及的是前两年，在他和我母亲离婚前他卷入的几件破事。可能有人要问我这个故事是否重要到值得一讲——值得付出我的时间和精力，还有你的时间和精力——为什么在此之前我没有讲？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首先，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有那么重要——至少对于我父亲和其他有关的人之外的人来说，是否有那么重要。第二个问题也许更中肯：这个故事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更难。我承认那天我对父亲态度不好，也许在我本来能帮助他的时候，我却让他失望了。然而又有别的什么告诉我他已经不可救药，我怎么样都帮助不了他，这是那几个钟头让我们都领会的唯一一件事，是他让我——也许用“强迫”这个词更好——往自己的深渊里望了一眼；如珀尔·贝利^{5所言，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我们都从经验中学到了这一点。}

我是个书本推销员，为一家著名的中西部教科书公司当代表。我的根据地在芝加哥，我的分区包括伊利诺伊州和爱荷华州及威斯康星州的一部分。我当时在参加于洛杉矶举行的西部出版协会大会，我想到——完全是一时心血来潮——在我回芝加哥之前，去跟我父亲待几个钟头。我感到迟疑，因为自从他离婚后，我在很大程度上不想再见到他，但是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之前，我从钱包里找到他的地址，给他发了份电报。第二天早上，我把我的东西寄到了芝加哥，登上一架飞往萨克拉门托的飞机。天略微有点阴，那是个凉爽、潮湿的九月上午。

我过了一会儿才认出他来。我看到他时，他站在门口后面几步远，白色头发，戴眼镜，穿着褐色的棉布休闲裤、一件灰色的尼龙外套，里面是一件白色衬衫，最上面那粒纽扣没扣。他盯着我看，我意识到自从我下飞机后，他肯定就一直看着我。

“爸，你怎么样？”

“莱斯。”

我们很快握了握手，开始走向航站楼。

“玛丽和孩子们怎么样？”

回答之前，我认真地看了看他。当然，他不知道我们已经分居近半年了。“大家都还好。”我回答道。

他打开一个白色糖果袋。“我给他们挑了点东西，也许你可以带回去。没多少东西。一些杏仁硬糖，给玛丽的；一个库提游戏，给埃德的；还有个芭比娃娃，珍会喜欢的，不是吗？”

“她当然会。”

“你走的时候别忘了拿。”

我点点头。一群面色通红、兴奋地聊着天的修女往登机口去时，我们闪到一旁。他老了。“嗯，我们去喝杯酒或者咖啡好吗？”

“听你的。我没车。”他带着歉意，“在这里真的不需要。我打的过来的。”

“我们不用去哪儿，去酒吧那边喝杯酒吧。时间挺早，不过我可以来一杯。”

我们找到了休息室，我挥手示意他进了一个隔间，我则去了吧台那边。我的嘴巴发干，等的时候，我要了杯橙汁。我望向父亲，他的手扣在一起放在桌子上，隔着能俯视停机坪的染色玻璃盯着外面看。一架大飞机正在登机，远处另外一架飞机正在降落。隔着几张凳子那里，一个三十八九岁的红发女人穿了套白色针织裙，坐在两个衣着讲究、比她岁数小的男人之间。其中有个男的正凑近她的耳边告诉她什么事。

“来吧，爸，干杯。”他点点头，我们每个人都喝了一大口，接着点着了烟。“嗯，你怎么样？”

他耸耸肩，摊开手。“凑合吧。”

我在座位上往后靠，深吸一口气。他身上有种悲哀的样子，我忍不住觉得那有点让人恼火。

“我想芝加哥机场会有这个的三四倍大。”他说。

“比那还大。”

“想着就大。”

“你什么时候开始戴眼镜的？”

“不久前。几个月前。”

过了一两分钟，我说：“我想该再来一杯了。”酒保往我们这边看，我点点头。这次，一个穿着红黑两色裙子的苗条而好看的女孩来给我们点酒。吧台前面的凳子全都有人坐了，有几个人穿着职场西装坐在隔间里的桌前。从天花板吊下来一张渔网，里面扔了几个彩色的日本鱼浮。自动点唱机那里，帕图拉·克拉克正在唱《下城》。我又想到我父亲现在独自生活，晚上在一家机械修理厂操作车床，好像那都不是真的。突然，吧台前那个女人哈哈大笑，坐在凳子上身子往后仰，手抓着坐在她两边的那两个男人的衣袖。那个女孩端着酒回来了，这次我和父亲碰杯碰得叮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