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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圣诞节的时候，如果一切顺利，他就有可能幸运地穿上卡其布军服了；春天一到，要是上天有眼，他就有权享受到战壕里的虱子、芥子毒气、脑浆迸裂、子弹穿胸、刀枪破肚以及窒息的硝烟、污泥、伤口坏疽等各种各样让人自豪的特权了。他已经听到了地平线上大军挺进时发出的雄壮脚步声，听见了凄厉激昂的号角声。他的嘴角挂着一丝顾影自怜的微笑，他看见自己英勇结实的双肩佩戴着空军上校的鹰翼徽章。他心目中的自己被人称为“王牌甘特”，变成了一只空中的雄鹰，不足19岁便有了歼敌63人的骄人战绩。他看见自己走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上，两鬓带着英俊潇洒的灰白，左手断臂上接着最上等的软木假肢，身边陪着法国大元帅年轻性感的遗孀。这是他第一次，在残废的肢体中看到了一份浪漫的美。他童年时期憧憬的那些完美的英雄好汉，现在已经变得俗不可耐了——他们只配做衬衫硬领或者牙膏广告的插图了。他渴望自己能达到某种更高的地位——只有通过一条木制假腿、一根重塑过的鼻梁、或者额角上子弹留下的伤疤才能换来的世故和忧郁的气质。

就在他苦苦期待被召入伍的这段日子里，他拼命地进食，拼命地喝水，想使自己的体重能有所增加。他每天至少要称重五六次。他甚至努力进行一项系统的体操训练，包括甩手、弯腰等动作。

他也跟大学的教授们讨论过自己遇到的难题。他一本正经地把自己内心深处的矛盾全部倾吐出来，跟着大家一起呼喊那些为了正义而战的口号。在这样的情况下，几位教授都会反问他，难道大学就不能成为他奋斗的阵地吗？他是不是受到“良心”驱使而觉得“非上前线不可”呢？他们同时还态度严肃地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但是他有没有考虑过更大的“责任”呢？

系主任好言相劝道：“难道，难道这里就不是你的‘阵地’吗？难道你自己的‘前线’就不能放在这个大学校园里吗？在这里不是同样可以‘奋勇杀敌’吗？哦，我明白了，”他苦笑一声继续说：“我明白了，打仗是容易实现目标的一种途径。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矛盾。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全民皆兵了，我们全都是‘自由战士’了。为了‘真理’我们全部动员起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绵薄之力贡献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

“说得对，”尤金面色苍白地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想法是错误的。但是，哦，不过老师——我一想到那帮凶残的杀人狂，一想到他们怎样威胁我们‘珍惜的东西’，一想到弱小的比利时受人欺侮，一想到自己的母亲和姐妹——”他转过脸，紧握拳头，沉浸在一种虚幻的英雄气概中。

“不错，不错，”系主任态度温和地表示赞同，“一个孩子能有这样的精神境界，真是太不容易了。”

“哦，老师，我受不了了！”尤金情绪激昂地喊道，“我真是受不了了。”

“我们大家必须忍耐，”系主任平静地说，“必须经过锻炼才行啊，‘人类的前途’就担在我们肩头啊。”

他们俩站在一起，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沉浸在豪情万丈的伟大精诚中。

尤金现开始担任校刊的责任编辑了。自从编辑应征军训以后，校刊出版方面的全部事务都落在了他的头上。除了几十个穿着破烂的新生、几个伤残人员和他自己以外，其余的人全都参军去了。他在兄弟会的所有会友、大学里刚开始没有应征入伍的同学，以及很多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人，现在都已经入伍参军了。“阿伯”莱因哈特、乔治·葛雷夫、裘里斯·阿瑟等这些在其他大学读过一段时间书、但却早早退学的儿时伙伴们，以及一大帮从来不知道大学为何物的阿尔特蒙青年，现在都参加了“学生志愿军”。

刚开始的一些日子，整个学校乱哄哄的，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尤金还能见到他们的影子。但是到后来，新秩序的齿轮渐渐磨合平稳以后，大学也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军事基地，一天到晚准时重复着训练、吃饭、学习、检阅、睡觉这样的单调生活，他发现自己离群索居，拥有孤独、独特的权威。

他“不断努力前进”。他“高举正义的火炬”。他“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他兼任校刊的编辑、记者、新闻审查员、打杂和跑腿各项事务。他撰写新闻和社论，用火一般的文字燃烧他的读者，他对美国参战的正义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杀戮变成了鼓舞他精神的巨大动力。

他可以在校园里来去随意，享有自由的权利。晚上，待到整个军营熄灯以后，他仍然徘徊在校园里，四处采访新闻。军警打着手电筒照到他以后，又会连声道歉，而他却显得若无其事，轻蔑不理。他在校外的村镇上租了一间屋子，同屋是一位高个子、瘦得跟骷髅一样的医科学生，他的名字叫赫思顿。他每星期总有三四次，坐着车一路颠簸地去埃克西特镇的一家小印刷厂去，他在那里饱尝着油墨和印刷机器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