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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冬天，她在狂欢节期间到新奥尔良去，也带了小儿子同去。尤金还记得玛丽姑妈家后院里有一口蓄积雨水的巨型水缸；还记得晚上睡觉时姑妈雷鸣般的呼噜声震得窗户哗啦啦直响；还有在运河街张灯结彩、盛大的狂欢盛会：多层的彩车、微笑的美女、整齐行进的方阵，各种各样古怪、荒诞的面具。在那个地方，他再次看到了许多停泊在运河街尽头的船只，那些船身高大的龙骨巍巍地俯视着堤岸这边的大街；他在小镇的墓地里看见所有的坟墓都高出了地面，有些迷惑不解，而甘特的侄儿奥尔解释说，“如果不高出地面就会被水淹掉了”。

他还能回忆起法兰西市场上的各种味道，还有曾在那里喝过的浓咖啡的香味，以及那儿的星期天里充满欢娱的都市生活——剧院开放、木工工具杂乱的声音、沉浸在节日喜庆中的人群。他也到波尔家做过客，他是南都旅馆的老主顾了，家就在城中古老的法国区。当时尤金和他家的小孩弗兰克·波尔同睡在一间大而黑暗的屋子里，室内点着昏暗的蜡烛。他们家的厨师是个黑人老太婆，她只会讲法语。她每天一大早就会从菜场返回，带着一大篮蔬菜、热带水果、鸡鸭鱼肉。她做的饭菜具有一股奇特的香味，他一辈子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饭菜——浓重的大烩汤、精制牛排、卤鸡卤鸭。

他注视着那条如同黄蛇一般蜿蜒的大河，想象着远方的河岸，河口地带密密麻麻生长的热带草木，河岸地带的农庄和甘蔗园、皎洁的月光、堤岸上翩翩起舞的黑奴、水上灯火环绕的船只、喷洒了香水、满头都是黑头发的妇女、幻影一般的树影下颤动的音符，这些都构成了一幅浪漫的生活画面。

他们从新奥尔良的狂欢节返回没多久，在一个寒风怒吼的冬夜里，尤金睡在他父亲甘特那里，全家人都忽然被甘特的大声喊叫声吵醒了。甘特近来酒喝得特别多，一天比一天醉得厉害。每天下午尤金都被派去从甘特的店里把他接回家，总要弄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才会在简那度的帮助下，用黑人那辆跛脚马车把他载回来。到家的时候早已酩酊大醉了。接下来他经常做的事情就是给父亲喂汤、脱衣，然后牢牢地控制住他，等待麦奎尔医生尽快赶来，在他精瘦的胳臂上打一针，留下安眠药粉才会离去。此刻，女儿已经精疲力竭了，而甘特自己早先闹过两三次风湿病，饱受了折磨，所以他的体力也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这一次，他在黑夜里醒来，躺在床上被疼痛和恐惧折磨得睡不着。他整个右半身剧痛难耐，好像快要瘫痪了一般，这种情况以前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在痛苦和恐惧中，他时而诅咒上帝，时而央求上帝。一连好几天，医生和护士用尽了各种手段，希望他的关节炎不要影响到心脏。这种风湿性关节炎使他浑身的骨头都变得弯弯曲曲的。等他稍好一点可以走动的时候，就会由海伦看护着一起坐火车去温泉疗养地接受治疗。女儿粗鲁地赶走了所有帮忙照顾甘特的人，只留下自己一个人每时每刻、悉心地照顾着他。他们一共去了六个星期——偶尔也会寄张明信片或者写一封信来，把那儿的旅馆生活、矿泉浴、残疾者、病人、暴富阶层的状况作个简要的描述。这些消息都传到了尤金的耳朵里，给他的视野增加了丰富的色彩。等他们回家的时候，甘特已经可以走动了，双腿的风湿已经被药物驱散。但是他右手的骨节却又硬又弯，永远地残废了，他的手再也无法合起来了。与此同时，他的行为也有些变化，他的眼神里透出一种恐惧和畏缩的神色，人也比以前温顺多了。

这场病过后，海伦与甘特二人的情感比以前更加亲密了。从此以后，甘特似乎能预感到自己今后的日子会注定痛苦和恐怖，到临了只有一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当他充沛的精力慢慢减少，身体变得越来越麻痹、几乎垮掉的时候，她却始终紧紧地跟随着他，寸步不离。这更坚定了二人的情感纽带，使这种关系超越了生命、超越了死亡、超越了所有的往事。

“要不是这个女儿我早就没命了，”他逢人就会这么说，“她救了我的命，要是没有她我肯定没法活下去了。”他一遍又一遍夸赞她的孝顺和忠心，吹嘘他们这趟疗养花了多少钱、住的旅馆多么舒适，两人见识了多少世面。

海伦人品好、孝顺父亲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大家都知道甘特非得依靠这个女儿不行，但是伊丽莎的嘴却噘得越来越高了。她经常独自面对滚热的油锅偷偷地掉几滴眼泪，有时候颤抖着勉强地从通红的大鼻子底下挤出一丝难受、伤心的苦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