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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几年里，一直到他十一二岁不能再买半票之前，尤金每年还总要到神秘而又富庶的南方去旅行一次。刚到南都旅馆的第一个冬天，伊丽莎就饱受了严重风湿病带来的痛苦和折磨。肾病是引起这个病的部分原因，她的肾病导致她浑身浮肿，医生诊断为肾炎。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她每年都要出门去佛罗里达、阿肯色等州旅行。其实她是有意无意地想多赚点钱。

她经常满怀希望地说，如有可能会去南部能够避寒的热带地区开一所公寓。同时，阿尔特蒙的南都旅馆在夏季仍开门迎客。现在每年冬天她把南都旅馆租出去好几个月，有时甚至是一年，虽然她并不打算随随便便让有利可图的夏季生意从手里漏过去。通常情况下，她会多少有些故意地把房子租给那些不大靠得住的房客，这些人虽然能支付得起一两个月的房租，但是却没法长久住下去。这样，等到她旅行回来的时候，就能以拖欠房租为名，或者抓住他们其他违反租约的方面作为借口，气势汹汹地和他们争论。她的身边常带着警察、便衣、拘票、传票、书面文件等一些法律手段，不由分说、名正言顺地把自己的财产收回来，身心充满报复性的快感。

她每次出门总是朝南方走——虽然她嘴上常说要去北方看一看，但是内心难免会有些疑虑。倒不是因为以前内战中南方吃了败仗而有什么旧恨，只是对北方佬有点恐惧、不信任，觉得他们既陌生又遥远。因此，她永远向着南方跑，每次都会把儿子尤金也带上。对尤金而言，南方就像“模糊的海伦”在他的血液里沸腾。直到现在，母子二人仍然同睡一张床。

他对南方的情感，与其说是历史性的倒不如说是出于内心深藏的一种浪漫欲望——一种永无休止、一种无法理解的沉醉感，就像某些人血液的磁力，吸引着他们投身于火热的中心，投身于南极冰冷、碧绿的水泽之中，就如同那位写就“古舟子咏”战无不胜的浪漫主义者，义无反顾地交出心来，走到无法再走的地方为止。毫无疑问，他的这个欲望在他读过的诸多书籍和读书之后产生的想象中更为加强。其他因素还包括：他接受教育的历史为这一部分投射的浪漫光环，当时传说人们都住在深宅大院这种荒诞的歪曲，奴隶制是最为仁慈的制度形式，在这种制度下号称“上校”的贵族们宽宏大度；天真烂漫的黑奴们快乐地弹奏着班卓琴，拖着步子跳舞；所有的女士们都纯洁、温柔、美丽，所有的男士都富有骑士风度、英勇善战，所有的叛军都是狂妄自大、视死如归的武士。许多年以后，尤金不愿意再提起那片荒芜的精神原野，也不能再想象这片精神原野的荒芜，那种根深蒂固仇视一切新生的态度，那些庸俗廉价的神话和自鸣得意的斯文传统，他们的所谓贵族文化，那些人说话时那种怪声怪气又软又甜的口音，简直让他无地自容——如果没有疲倦和恐惧，他就难以想象还会重返那种虚伪迷信的生活。他多么惧怕那些神奇传说，惧怕他们的敌视，所以他依然假装对一切都充满了热忱的态度，并为自己并非出于自愿而住在北方寻找借口。

一直到最后他才想起，这些人并没有带给他任何好处。他们对他深爱也好，仇恨也罢，都无关痛痒，他并不欠他们任何东西。他下定决心要把这些话告诉他们，来个以怨报怨。他的确这么做了。

他的视野的确延伸到迷人的仙境中去了——延伸到神奇、孤独的惊讶中去了，只不过这一切常被伊丽莎的抠门和算计破坏了，被这样一个壮美世界中的小气母亲破坏掉了。还有许许多多的因素：住在破破烂烂的屋子里，在零乱屋子里总是以牛奶、甜面包和黄油为伙食，乘坐火车的时候总用鞋盒子自备午餐，在餐车里坐下后还要认真地观察、研究菜单，最后只点来一杯咖啡，走到任何地方都没完没了地跟别人讨价还价，每次查票员过来时都要慌忙叫他“蹲下去”，因为他长得人高马大，买的半价票可能会引起对方的怀疑。

就在甘特从奥古斯塔返回的那个冬天，伊丽莎带着他去了佛罗里达。他们首先抵达坦帕，几天后又来到圣彼得斯堡。他在那些铺了细沙的街头走了很多路，偶尔也会坐在长长的桥头，和几个乐悠悠的老头一起钓鱼，饱览出租屋里一整柜情节动人但文学价值不高的文学作品。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房东说租金太便宜，认为他在这个季节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吃了亏，因此双方大吵了一通。恰巧在这个时候，他们接到了黛西发来的一封急电，要求母亲“速来”。于是他们母子二人便匆匆赶往南卡罗来纳州。在3月下旬的一天，他们赶到了黛西所在的那个阴雨泥泞的邋遢小城，发现黛西在头一天刚刚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她生了个男孩。伊丽莎觉得这样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打断了她的旅行，一脸的不高兴，刚到没几天就跟女儿激烈地吵起架来，说要马上返回阿尔特蒙，并声称以后再也不来了，而黛西也毫不示弱，她干脆不无讽刺地说不来也罢，正中下怀。但事后伊丽莎还是会去女儿那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