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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不会这儿的语言，”弗兰克绝望地说，“死活学不会。再说学会了又能怎么样？说和写之间还有天壤之别呢。”

“您不用德语写吗？”我问。“为以后着想？”

“什么？”他问。“写我在这儿遭的罪？写它干吗？我离开德国时都六十岁了，现在都七十多了。老头子了。我的书在那边遭焚被禁。您以为人们还会知道我是谁吗？”

“会的。”我说。

弗兰克摇了摇头。“十年在德国中的毒是不会从人的脑袋里轻易解除的。您看过那边开党代会的新闻纪录片，那些成千上万欢呼呐喊的面孔？没人逼着他们那样做。我累了。”他又补充道：“您知道我靠什么为生？我给两个美国军官上德语课，以便他们占领德国时用。是我妻子介绍给我的，她说俄语、法语和英语都很流利。我什么外语都不会。相反，我那个跟她一起生活的儿子却不会说德语。”他苦笑道：“世界公民，对吧？”

我去向杰西告别。这不是一件易事，她既不相信医生，也不相信我或任何其他人。她茫然地躺在床上，只有眼睛闪闪发光，不安地左顾右盼。“什么也别说，”她小声说，“你来了就很好。现在走吧，路德维希。别忘了，只要健康，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这是我这几天新悟出的道理。”

我从博瑟身边走过。他依旧坐在窗户旁向外呆视着。外面下起了雨，柏油路被淋湿了，闪着亮光。向博瑟打听杰西的事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他和拉维克一样会对我守口如瓶的。“巴黎自由了。”我说起了别的事。

他抬眼答道：“是的。可柏林在遭轰炸，我妻子在柏林。”

我把酒瓶放到莫伊科夫面前的桌子上。“天哪！”他说。“真正诸神的长生不老饮料啊！原装俄国货。已经是第二瓶了！你从哪儿搞到的，从俄国大使馆？”

“从玛丽亚那儿。这是她送给你八十大寿的礼物。”

“今天是我生日吗？”莫伊科夫看了一眼报纸。“也许吧，七十岁以后我就不再想着自己的生日了。再说俄历与西历也不一样。”

“这些玛丽亚全知道，”我说，“最稀奇古怪的事她都知道，可别的平平常常的事她又浑然不知。”

莫伊科夫探究地望着我，微笑慢慢地爬上了他那张阔脸。“像个俄国女人，可其实她并不是。愿上帝赐福给她。”

“她说她祖母是俄国人。”

“女人没有义务说实话，路德维希。她们要是说实话就无聊了。其实她们也没有撒谎，但她们是伪装大师。眼下许多人都声称有俄国祖母。战争结束后人们就不会这么说了，那时候俄国人就不是盟友，而仅仅还是共产主义者了。”莫伊科夫看了看瓶子。“这是我唯一的乡愁了，”他说，“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国家，而仅仅是它的饮料。你们犹太人到底为什么偏要大声宣扬你们对德国的思乡之情呢？他们不是应该习惯了没有故乡吗？他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流亡者——从两千多年前古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时就开始了。”

“还要早，从巴比伦时就开始了。可正因为如此，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都是不可改变的爱国者。因为他们没有故乡，所以他们不停地寻觅新的故乡。”

“他们不会最终变聪明吗？”

“怎么变？他们总得有栖息之地吧。”

莫伊科夫小心翼翼地打开酒瓶，瓶子的软木塞非常小，而且质地低劣。“犹太人曾是德国最出色的爱国者，”我说，“这一点甚至当时的皇帝都知道。”

莫伊科夫闻了闻软木塞。“难道他们还想再扮演这一角色不成？”他问。

“那儿的犹太人不多了，”我答道，“在德国所剩无几了。这样问题就暂时解决了。”

“人们把他们杀害了？”

我点点头。“我们谈点儿别的吧，弗拉基米尔。八十岁是种什么感觉？”

“你真想知道？”

“不，这不过是发窘时想出的转移注意力的问题。”

“谢天谢地！你要真想知道会令我很失望的。人不该不识相地强迫别人回答令人发窘的问题。我们尝尝这伏特加吧！”

我突然听见门口处传来拉赫曼典型的脚步声。“他来这儿想干吗？”我问。“他不是找到一个令他崇拜的电影院女售票员了吗？”

莫伊科夫的大宽脸上慢慢堆起微笑，这一微笑有很多层次，它始自眼睛，也终止在眼睛中。“生活并非如此简单，也存在一种类似逆向的报复欲，而嫉妒也不能像水龙头那样随意关掉。”

拉赫曼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他身后跟着一位金发女郎，她看上去像个强壮的驯兽员，兜齿，眉毛又黑又粗。“我未婚妻，”他介绍道，“麦克克雷格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