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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我很早就离开了那幢房子。玛丽亚·菲奥拉仍在梦乡，只能看见她的脑袋，她的身子裹在杏黄色的被子里。卧室很凉，空调机一直嗡嗡地响着，但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窗帘关着，到处是被窗帘挡住的金色阳光。

我走进起居室，我的衣服放在那里。现在它们已经干了，而且还不算太皱。我边穿衣服边向窗外呆望，我面前是纽约市，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这座城市不是逐渐成长起来的，而是被人迅速建成的，一座由砖、水泥和混凝土组成的城市。放眼望去可以一直看到华尔街，却看不见一个人影；只有自动交通信号灯和一串串的汽车。这是一座未来派的城市。

我关上身后的门，等着电梯。一个睡眼惺忪的侏儒把我送到楼下。外面很凉爽，暴风雨把海风带了过来，驱散了闷热。我在报亭买了一份《纽约时报》，拿着它走进了对面的杂货店。我要了咖啡和荷包蛋，然后开始慢慢吃早餐。除了我与女售货员在店里，还没有别的顾客。我觉得一切还在沉睡，包括我自己，我周围的一切都既慢且静，令我感到如同置身于一部用慢镜头拍摄的影片中。每个动作都被拉长，同时悄无声息，时间似乎在缓慢流逝，毫不匆忙，我呼吸得也比往常慢很多。我周围的事物也在平静地呼吸，它们比以前变得重要了，我与它们有了关联。它们慢慢走过我的身旁，呼吸的节奏与我相同，它们像是早已被我遗忘的朋友，我属于它们，它们不再陌生和充满敌意，而是围着我跳起了一种特殊和隆重的轮舞，我自己也随着它们跳起来，尽管实际上我一动没动。

这种平静我已经很长时间没享有过了，我在血管和脑门后感受到它。以往，每天早晨我都得从那里铲除掉的由恐惧形成的铅块突然不翼而飞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美好的画面：阳光普照的林间空地，远处传来杜鹃的婉转啼鸣，树林闪烁着光泽。我知道这幻景不可能持久，但我不想破坏它，所以我一边细嚼慢咽，一边尽量一动不动。对我来说，这顿早餐犹如一场仪式，它也属于这幅画面，所以它不会干扰那柔和的节奏。这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以致我无法理解它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在生活还未落入人们的不安之手前，它就是那样的，我想。我好像是第一次感受到这一切，我似乎把其他一切都遗忘了，我现在重新体验它们，如同大病初愈的人刚刚苏醒，再次像孩童一般体验这个世界，新奇、强烈、不慌不忙，感受几乎无法言说，贫乏无力的语言还不足以描述它，虽说不出，仍处于宇宙空间，却已熟悉，它以一种陌生、野性和静谧的方式光束般穿心而过，没有引起丝毫疼痛。

几个卡车司机踉踉跄跄闯进店里，他们大声吆喝着要咖啡和甜面包圈。我付了账，漫步穿过城市向中央公园走去。我考虑了片刻，是否该回旅馆换换衣服，但我不愿失去这种懒洋洋的如鱼得水的感觉，所以我就穿过正在苏醒的城市，来到公园，在这儿找了把长椅坐下来。湖面上鸭子在奋力戏水，时不时将脖子潜入水中觅食。我不经意地看了一眼报纸，读到以下标题：巴黎投降了。我不禁惊呆。德国人输了，巴黎自由了！

我默默地坐了很长时间，几乎连气都不敢喘。我觉得地平线向后拓展了，悄无声息，天也变得更亮了。我环顾四周，这世界好像变得敞亮了，我想。巴黎不再被野蛮人掌控着了，而且它没有遭到破坏。最后我小心翼翼地拿起报纸，十分仔细地阅读了相关报道，然后又读了一遍。希特勒摧毁巴黎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那位本该从命的将军却并未服从命令。人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服从命令，也许时间已经不允许他有所行动了，也许他不愿毫无意义地毁掉一座城市和牺牲几百万平民的性命。总之没有发生屠城之事，理智在关键时刻取得了胜利。另外几百个将军都会毫无顾忌地执行命令，这位将军偏偏没有。大屠杀和毁城都得以避免了，这真是一件例外和幸运的事。也许原因仅仅在于德国占领军的战斗力已经太薄弱了，只能弃城而逃了。但这些都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巴黎安然无恙，它被解放了。被解放的不仅仅是一座城市，其意义深远。

我在想，是否该给希尔施打个电话，却又感到一种奇怪的阻力。还是先别打，我想。就连给玛丽亚·菲奥拉我都不想打电话，给雷金纳德·布莱克就肯定更不想打了，也不想打给杰西、拉维克或是博瑟，甚至弗拉基米尔·莫伊科夫都不行。我觉得以后还有时间打电话给他们，现在我只想独处。

我懒散地走过公园里大大小小的湖泊，第一批来到公园的孩子们已经把他们的玩具帆船放在一个人工湖上游弋了。我坐到一把长椅上看着他们玩儿。我想起卢森堡公园[107]中的湖，瞬间巴黎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我几乎有些痛楚地想到它的城墙、街道、房屋、店铺、公园、码头，沙沙作响的菩提树和繁花盛开的栗子树，还有我熟悉的广场、卢浮宫、塞纳河、后院、不施拷打的警察署，我的师傅佐默的工作场所，还有我埋葬了他的那处墓地。我的过去升起在地平线处，梦幻而无痛苦；我在法国度过的岁月充满忧伤，却是自由的。在这个银灰色的早晨，法国摆脱了野蛮人的践踏以及他们那规定了奴隶与仆役制、二等公民和在火葬场与饥饿集中营灭绝他人的非人道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