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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博物馆，外面已是车水马龙，日头已然又变得很毒了，一股热浪向门口涌来。但一切都变了，好像打开了一扇门，巴黎事件就是这扇门。它通向外界，幻想中的囚禁突然让步与赦免，那恐怖、危险与不可避免的结局突然出现在云端，那是一种双重结局，既是那些野蛮人的结局，也是我的祖国的结局，二者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一把双刃剑，它刺中了二者，而我个人的命运则位于二者之间。我的命运像一堵黑墙立在我的面前，对我而言它充满了复仇与沉沦。

我沿着台阶向下走去，一股暖风拂面而来，吹起我的衣衫。馈赠而来的时光，我想，一段短暂、珍贵的时光，白送的。

“那就像是一扇门被撞开了，”雷金纳德·布莱克捋着胡须说，“一扇进入自由世界之门！在这样一个日子，我一定得卖一幅画给那个乡巴佬库珀，甚至应该是一幅德加的画！他一小时之内就到！”

“您给他打电话，让他别来了！”

布莱克向我露出一副美妙的亚述人的微笑。“我不能那样做，”他回复道，“那有违我那不幸的双重人格本性。我得咬着牙卖画。每当我看到那些画落入什么人手中，我的心都在滴血。可我不得不卖，我这么做是在当人类的慈善家。艺术比股票更可靠，画作的价钱一直在不停地涨！”

“那您为什么不留着这些画呢？”

“这您已经问过我一次了。这是我的本性，我得不断地重新证明自己行。”

我端详着他，对听到的回答虽感诧异，却也相信他。“我是个赌徒，”他说，“赌徒加放荡不羁的艺术家气质，我违心地成了百万富翁的慈善家。我卖给他们的画，价值在一年内可以翻番，这些家伙却为一百美元跟我讨价还价。这真是一种可怕的命运。您认为我跟骗子差不多，可我这么做却是在帮着他们发财。”

我笑了。“您笑得倒轻松，”布莱克解释说，“确实是这么回事。从去年起，画作的价格上涨了两三成。什么股票能有这么好的行情？令我生气的是，只有富人才能从中获利，其他人根本买不起画。更让我气愤的是，如今几乎没有懂画和爱画的收藏家了。如今买画是作为投资手段，或是为了显摆自己是一幅雷诺阿或梵高画作的拥有者。这些可怜的画！”

我从来不知道，他说这些话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可他说得没错。“库珀来了以后我们该怎么做呢？”我问。“事先是否要更换挂画的位置？”

“今天不用！这么一个日子不用！”布莱克抿了一口白兰地。“我那么做纯粹是为了给自己找乐儿。从前不一样，从前必须那么做。可如今？跟这些百万富翁做生意，他们买画就像买一袋袋的土豆，还有必要吗？您认为呢？”

“这要视情况而定。”

布莱克做了个不屑一顾的手势。“今天不用。库珀大概又赚到大钱了。尽管如此，巴黎没有遭到轰炸他还是会不满意的。要是轰炸了，他这个靠杀人武器发财的商人就能赚得更多了。每打过一场大仗后，他都会买一幅小画。就如同用二十万死者购买一幅中等大小的德加画，作为对他捍卫民主的奖励。甚至世界的良心也站在他这边。您不这么认为吗？”

我点点头。

“您本人的感觉肯定也是怪怪的，”布莱克继续说，“同时感到既幸福又沮丧。幸福的是巴黎又自由了，沮丧的是您的国家必须投降。”

我摇了摇头。“二者都不是。”我说。布莱克审视着我：“好了，我们不谈这个话题。我们喝一杯白兰地。”

他从柜子的一个抽屉里取出一瓶白兰地。我看了看商标：“这不是为库珀那类重要顾客预备的白兰地吗？”

“不再是了，”布莱克解释说，“巴黎自由以后就不再是了，现在我们自己喝。如今招待库珀有人头马了，四十年的陈酿我们自己喝。”

他斟上酒。“不久我们又可以从法国搞到地道的白兰地了，”他说，“如果德国人之前没有把它们全没收的话。您认为法国人藏起了足够多的酒吗？”

“会的，”我说，“德国人不太懂白兰地。”

“那他们到底懂什么呢？”

“战争、工作和服从。”

“所以他们才吹嘘自己那统治民族的优越性？”

“是的，”我说，“因为他们不是统治民族。光有暴政瘾还成不了统治民族，专制和权威是两回事。”

白兰地像天鹅绒一样柔，满室飘香。“为了庆祝今天这个日子，我得多要库珀五千美元，”布莱克说，“卑躬屈膝的日子结束了，巴黎也自由了。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重新在那儿采购了，我知道那儿还有几幅莫奈的画，还有塞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