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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七月二十日起来反叛的人呢？”辛德勒说。

“他们是少数，毫无希望的少数。他们已经被自己本阶层的人送上了绞刑架。正派的德国人肯定是有的，但他们从来都是少数。三千名教授中1914年就有两千九百人是主战派，只有六十人反战。这种情况一直未变。宽容一向只有少数人能做到，人道也不例外。就让那个正在老去的哑剧演员接着做他的幼稚梦吧，梦醒之后他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没有人愿意接纳他。”博瑟伤感地看了看周围说：“没人愿意让我们回去。我们意味着令人不快的谴责，人们避之唯恐不及。”

没人搭腔。

我回了旅馆。在杰西·施泰因那儿度过的这个下午令我变得感伤起来。我想到试图重建新生活的博瑟。1938年，他把自己的妻子留在了德国，她不是犹太人。她坚持了五年没有向盖世太保的压力屈服，没有与他离婚。这五年中她从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被折磨成了一个神经质的病女人。每隔几周，博瑟就受到一次传讯，每天早晨四点到七点他和妻子都吓得发抖，因为他一般都是这个时辰被带走。审讯有时在第二天，有时在几天以后才进行，此间博瑟被关在牢房里等待审讯，牢房里还关着其他犹太人。他们蹲挤在一处，由于恐惧直冒冷汗。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他们结下了一种特殊的兄弟情谊。他们彼此耳语，却依旧什么也没听见。他们一心留神着的仅仅是外面的动静——听外面什么方向传来皮靴踏地的声音。他们的兄弟情谊是这样的：说是要用少得可怜的办法互相帮助，实际上彼此几乎处于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中，就好像大家可以用作借口的可能性数量有限，每个人都在减少他人的机会。德国民族的“精英”有时会把他们之中的某个人拖出去，一顿拳打脚踢，外加侮辱谩骂。这些二十来岁的“英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向前赶。这时牢房里鸦雀无声，他们都在等待。大家几乎屏住呼吸，彼此也不再相视。通常几小时之后，一堆鲜血淋漓、抽搐不已的肉被扔进牢房，这时大家马上沉默地开始救治。博瑟经常参加援救，所以每当被传唤时，他都示意哭泣的妻子在自己的西服口袋里放几块特别的手绢，他可以用它们来包扎。他不敢带绷带，否则人们会指控他相信不实的“暴行传闻”，并立刻将他收监。即使在牢房里包扎，这种行动也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已经发生过敢这样做的人被打死的事，罪名是“妨碍公务”。博瑟还能回忆起那些被拖回来的受害者，他们经常被打得几乎不能动弹了。其中有些人仍旧用因受刑时叫喊而变得嘶哑的嗓音说：“还算走运，没有被他们留在那儿！”他们的眼神此时是迷离的，眼睛成了他们进行表达的最后可能，血肉模糊的脸上唯有眼睛炽热，还能放出光亮。留下意味着在地下室中被踩死，或是送到集中营去做牛做马，最后遭电流击毙。

博瑟总能被放回家。他的诊所早就不得不转让给另一位医生了。接手人答应给他三万马克，结果只付了一千——那诊所其实值三十万。有一天，那位接手人的一位亲戚来了，他是冲锋队的头目，他让博瑟自己挑，是愿意因非法行医被送进集中营，还是愿意收一千马克，开张三万马克的收据。博瑟知道该怎么做，他开了收据。在这几年中，他妻子已经病得该进精神病医院了，可她就是不愿离婚。她相信，只有她才能保护博瑟不被送进集中营，因为她不是犹太人。只有在博瑟能够离开德国的情况下，她才同意离婚。她想让他脱离危险。突然博瑟有了点儿运气。那个冲锋队的头目又升了官，有一天晚上来找他。他是穿便服来的，犹豫一阵后终于说明来意：他想让博瑟替他的女友堕胎。他是有妇之夫，他妻子并不认可纳粹的理念：必须尽量多生孩子，哪怕孩子血缘不同，只要遗传基因好就行。他妻子认为有她自己的血脉就够了。博瑟拒绝了，他怕这是个陷阱。小心起见，他劝这位冲锋队指挥官去找接手他诊所的那位医生，他们甚至还是亲戚呢，而且——博瑟小心翼翼地暗示——那位医生还欠着指挥官的人情呢。指挥官回复道：“那无赖不干，我试探过他。那个猪猡居然给我做了一通纳粹演讲，大谈什么基因型、遗传等一堆废话。这您就看出来什么叫感恩了！要不是我，那家伙还拿不到那诊所呢！”博瑟在这位膀大腰圆的冲锋队指挥官眼中没有看到丝毫的讽刺。“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说，“在您这里，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我小舅子，那畜生，他很可能走漏风声，或是敲诈我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