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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创立了宗教。”

“没错，但也因此而变得不宽容。每个宗教都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

“因此而引发战争。最血腥的战争都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就连希特勒也要借用上帝的名义。”

我们有问有答，就像在教堂做连祷。希尔施突然笑了。“你还记得为了不绝望，我们在拉昂那个鸡棚里练习过这种连祷吗？我们边练还边喝生鸡蛋加白兰地？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干不成什么正事了，我们将继续这种吉普赛人的生存状况。有些悲伤，有些犬儒，相当绝望的吉普赛人。你不这么认为吗？”

“不，”我回答道，“我想不了这么长远。”

外面正值盛夏，店里开着一台冷风机，机器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让人觉得好似置身在一条轮船上。我们沉默地坐了片刻，在人工冷却的空气中白兰地的味道喝起来不如平时好，就连闻上去都显得乏味。“你有时做梦吗？”希尔施最终问道。“梦见以前的事？”

我点点头。“比在那边时梦还要多？”他问。

我又点点头。“你可得提防这类回忆啊，”他说，“这类回忆在这里是危险的。在那边回忆远没有这么危险。”

“我知道，”我说，“可在做不做梦这件事上，谁又能给睡眠下命令呢？”

希尔施站了起来。“因为我们在这里相对安全，所以回忆就更加危险。在那边，我们的心思全用在抵抗上了，因而回忆不可能太深刻。在这儿，人会变得无忧无虑。”

“那巴黎的贝尔呢？露特呢？尼斯的古特曼呢？并不存在什么规律，”我说，“总之得小心。”

“我正是这个意思。”希尔施打开灯。“星期六你的资助者坦嫩鲍姆家有个小型庆祝会，他让我带你一起去。八点。”

“行，”我说，“他家也像你这儿有冷风机吧？”

希尔施笑了。“他什么都有。纽约比巴黎热，是吧？”

“热带气候！闷热得像个满负荷运转的洗衣房！”

“可这里的冬天冷得像阿拉斯加。我们这些倒霉的电器商可就指着这种气候赚钱呢。”

“我想象中的热带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

希尔施望着我说：“以后我们回忆起这里的这段日子，会不会觉得它是我们悲惨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呢？”

我回到旅馆时，眼前呈现出一幅不同寻常的画面。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灯火通明，一派节日气氛。这间装饰着棕榈树和观叶植物的房间中央支起了一张大桌子，桌旁围坐着一圈有趣的男女。拉乌尔主持聚会，他身着米黄色西装坐在中间，就像一只冒着汗的巨龟。令我惊讶的是，桌上还铺了白桌布，一位我从未见过的酒吧服务员在给大家斟酒。坐在拉乌尔两侧的分别是莫伊科夫和拉赫曼，后者的身旁坐着那位波多黎各女子。那个墨西哥人也在，系着一条粉红色领带，板着脸，眼睛到处巡视。他身边坐着两个年龄难以判断的女郎，大概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她们长相妩媚，肤色偏黑，看上去像西班牙人。还有一位年轻小伙子，满头烫出的卷发，人们会猜他是个男高音，一张嘴却是男低音。女伯爵穿着灰色镶花边连衣裙也在场，莫伊科夫的另一侧则坐着玛丽亚·菲奥拉。

“佐默先生！”拉乌尔叫道。“您也屈尊来坐坐吧！”

“有什么缘由吗？”我问。“庆贺生日？庆祝入籍？还是有人中了大奖？”

“都不是！就是个简单的社交聚会。坐到我们这儿来吧，佐默先生！”拉乌尔舌头发硬地回复道。“这是我的救命恩人之一，”他向那位有着男低音嗓音的金发年轻人说，“你们握握手吧，这是约翰·博尔顿。”

握手时我觉得手里好像攥着一条死鳟鱼，听到他的男低音后，我本以为他的握手应该是强有力的。“您想喝点儿什么？”拉乌尔问。“您想喝什么这儿都有！苏格兰威士忌、波旁威士忌、黑麦威士忌、可口可乐，甚至还有香槟。前不久当我悲痛欲绝的时候，您说什么来着？逝者如斯！没有什么能够永恒，最漂亮的人也会衰败，爱情也不例外。真是至理名言！那您想喝点儿什么呢？”拉乌尔摆着谱招呼服务员：“阿方斯！”

我坐到玛丽亚·菲奥拉身旁。“您在喝什么？”

“伏特加。”她高兴地答道。

“那好，给我也来杯伏特加。”我对阿方斯说，这侍者长着一张鼠脸，双眼疲惫而浑浊。

“上双份的！”拉乌尔眼神迷离地说。“今天的酒都是双份的。”

我望着莫伊科夫问道：“他又动心了？”我问，“被爱俘虏了？”

莫伊科夫微笑着点点头。“是的！但你同样可以把这称作幻想，人在这种幻想中都会以为对方被自己俘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