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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真正理解。悲剧对我而言几乎总是与死亡有关，与婚礼无关。我这个人本性非常简单。”

他点点头，继续严肃地解释道：“我们是虔诚的犹太人。我们不与其他教派的人通婚，这是我们的教规。”他看着我说：“您所受的犹太教育肯定已经不是笃信宗教的了，是吧？”

我摇了摇头。我总是忘记自己在他眼里是个犹太人。

“无神论者，”他说，“自由思想者！您真是这种人吗？”

我略加思索后说：“我是个相信上帝的无神论者。”又补充道：“在夜里。”

我现在冒名顶替的这位路德维希·佐默，他曾在巴黎打过黑工，为一位法国商人修复绘画作品。同时他还兼做古董生意，我为他跑过一阵业务，因为他心脏不好，行动受限。他最大的专长是买卖旧地毯，这方面他比绝大多数博物馆馆长还在行。他曾带我去过卖主那里，多是一些可疑的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他给我讲过这个领域造假的诡计以及如何识破它们。这和中国青铜器的情况如出一辙：必须完全了解编织手法、颜色以及装饰图案，并对它们进行比较。造假者最容易在这方面露出破绽，因为他们多是些没受过教育的织工，往往在仿制过程中把真正古老的地毯的不规则性当成错误给纠正了。而恰恰这种不规则性才是真品的标志，古地毯没有整块花纹是完全规则的。织工们相信不规则可以避邪，而且使地毯生动。相反，赝品则总是显得有些呆板和做作。佐默收藏了一些小块的地毯残片，他用这些残片给我讲解真品与赝品的区别。我们星期天去博物馆，为的是研究那里珍藏的杰作。那段时光几乎是田园式的，也是我在流亡途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仅维持了一个夏天而已。正是这段经历令我学会了一些本事，才能识别西尔弗那两块吉奥狄斯。

那年是佐默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清楚这一点，也没有任何幻想。他也知道自己在替一个骗子修复绘画作品，以后这些作品会被冠以别人的名字，但他连对此进行嘲讽的时间都没有了。他历尽艰辛，损失无数，同时却始终保持了理智，以致在最后几个月甚至都没有流露出丝毫愁苦的情绪。他是第一个教导我与命运抗争要适可而止的人，这样才能避免过早地被命运击毁。可我从来没有学会这一点，就像我也未能学会忘却复仇那样。

那是个特殊的夏季，一切都悬而未决。我们常常坐在佐默位于圣路易斯岛上的工作室中，他喜欢默默地坐在塞纳河畔，放眼望去是漂浮着大朵白云的蓝天，阳光照耀下的河水波光粼粼，还有桥梁和拖船。最后几周他不再开口说话，与他即将告别的一切相比，话语不再重要。而且他反正也不再想进行任何解释、表示什么遗憾或伤感。他的眼睛将不再能看到蓝天，他的呼吸将会停止，生命也将逝去，对此他只有一种对策：他那轻盈而几乎不带任何想法的喜悦心情，一种已经说不上是感谢的谢意，拭目以待日益逼近的死亡的那份镇定。他已然超越了死亡的门槛，在死神的利爪扼住他的咽喉之前，他就默默放弃了，没有痉挛和痛苦。

在对每况愈下进行比喻方面，佐默堪称是位大师。流亡者喜欢说的一个忧伤笑话是：一切都可能会更糟。人不光可能丧失他的财产，而且还可能在德国被关押起来；人不光可能会受到严刑拷打，而且还可能服劳役致死；人不光可能服劳役致死，而且还可能被交给党卫军医生用去做试验或活体解剖，慢刀致死。就算这么被折磨死了，也还有两种处理尸体的可能性：被焚烧或在万人坑中逐渐腐烂。

“我也可能会得肠癌，”佐默说，“外加喉癌。或是双目失明。”他微笑道：“可能性数不胜数！心脏，这种病死得最干净利索！蓝色！你看看这蓝色！这天空！一块老地毯的蓝色。”

我当时没明白他的意思，满脑子转的都是自己那些冤屈与复仇的念头。但他感动了我。只要是他体力允许，我们就坐在教堂和博物馆中。它们是流亡者常去的避难所，警察从不去那种地方。卢浮宫、装饰艺术博物馆、网球场博物馆[61]和巴黎圣母院变成了国际家园，它们既意味着安全和安慰，同时人们还能在那儿受到美育熏陶。教堂也一样，然而它们并不十分能体现上帝的公正，对此我们抱有很大怀疑，可艺术在那里却受到了维持。

那些在明亮的博物馆度过的夏日午后令人难忘，那里珍藏的印象派画作使人流连忘返！那感受就像是在非人道的风暴中觅到了一片宁静的绿洲。我们面对着寂静的画作，正在死去的佐默缄默地坐在我身旁，这些画作成为一扇扇窥探无穷的窗口。在人无恶不作的时代，这些画作就成了人类所能创造出的最佳作品。“或者我会在灭绝营被活活烧死，在歌德和荷尔德林的故乡。”过了一会儿佐默幸福地慢慢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