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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倒霉的，”我说，“但也许她们不愿让人捏屁股蛋，在某些圈子内，这种接近女人的方式被认为是粗野的。”

莱奥·巴赫否认这种观念。“您可别这么说！我们可不是什么某些圈子！我们是流亡者！不幸的人！”

我跟希尔施回到他的店里。外面夜色刚刚降临，到处是大城市的喧闹、灯光和人群。我们没有开灯，从外面有足够的灯光照射进来。看不见的玻璃窗使我们听不到外面的喧哗。我们宛如坐在洞穴中，外面的反光以双反射的方式映照在电视机那巨大无声的弧形屏幕上。没有一台电视机是开着的，但它们都摆在周围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我们似乎置身于未来机器人技术的寂静世界。在这一世界中，外面那些大汗淋漓、痛苦煎熬、咄咄逼人和焦虑不安进行着的事情都已经让位给一种冷漠和完美的解决办法了。

“奇怪啊，一切在美国这都发生了改变，”希尔施说，“你不觉得吗？”

我摇了摇头。他站起身，取来一瓶苦艾酒和两个杯子。然后他走到一台冰箱前，抽出盛着冰块的小托盘。瞬间，冰箱的内灯清晰地照亮了他那消瘦的面庞和脑顶金黄色的头发。他看上去依旧像个有些沧桑感的诗人，而丝毫不见复仇者马加比的影子了。

“逃难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他说，“在法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那时一星半点的平民生活都成了巨大的、几乎是不敢涉足的冒险了。一间有张床的房间、一只温暖的火炉、一个与朋友相聚的傍晚，或是杰西带来的一包土豆饼和一壶地道的咖啡，就像宣告福音的天使。这一切都是启示，在动荡不安的危险背景前，它们就像是给人安慰的指示灯。可现在呢？聚会变成了什么？不过是小市民无关痛痒的咖啡小聚，散发着陈腐味的安逸。你不这么认为吗？”

“不，”我反驳道，“不过就是危险程度降低了，这么一来其他东西就凸显出来了。我赞成咖啡小聚的安全性，人们至少知道第二天还能再见面。在欧洲时，这一点从来就是个未知数。”我笑了。“难道你还想让危险重新降临，好让小市民生活显得更浪漫？就像霍乱时期的大夫要比治流感时显得更加英勇吗？”

“当然不是！让我愤慨的是那种氛围。逆来顺受、无力的仇恨、一无所获和自生自灭的抗议、听天由命，充其量还有黑色幽默，全是这些东西的混合物。本该怒吼的地方，结果出现的却是无力的嘲讽和流亡者那类绝望的笑话！”

我专注地端详着罗伯特·希尔施。“他们还能怎样呢？”我最终说道。“他们在这里的表现或许没有满足你对他们的期望，但他们所有人都是违心的冒险者。他们在此获得了一丁点儿安全，但他们仍旧是二等公民。忍受着别人的容忍——在这儿被称作敌国侨民，即来自敌国的外国人。哪怕他们返回德国，这称谓也会终生保留。回到德国也一样。”

“你认为他们会回去吗？”

“并非所有人，但有些人会回去的，如果不是先一步就死在这里的话。无根地活着需要一颗强有力的心，而且经受苦难经常是一种英勇的行为。他们的生存现状是赊来的，无家可归，要用中产阶级的勇气来对付日常生活，他们的未来不过就是一种可怜的幻想，罗伯特。”我推开酒杯。“该死，我又开始说教了，都是苦艾酒闹的，要不就是黑暗的作用。你还有别的酒吗？”

“干邑白兰地，”他答复说，“拿破仑干邑[40]。”

“天赐之物啊！”

他站起来去拿酒。在窗户的亮光前我瞧着他的身影捉摸着，天哪，也许他现在又暗自渴望当年那种令人激动的绝望生活了？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过他了，我知道这种情况会以什么速度出现。记忆是最大的骗子，所有苦难的经历，幸存下来后在回忆中都会变成冒险经历，否则就不会一再爆发新的战争了。罗伯特·希尔施的生活与所有其他流亡者的生活不同，他不是牺牲者，而是马加比、复仇者和拯救者。我想，死亡对他来说也许在日常的安全生活中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样想的时候我颇为羡慕，因为死亡仍旧几乎夜夜盘踞在我那可诅咒的天幕上，所以我常常必须整夜开着灯，这样从噩梦中惊醒时才能不那么恐怖。

希尔施打开白兰地酒瓶，一股醇香立刻飘散开来。这是瓶陈年佳酿，产于上一次世界大战前。“你还记得我们什么时候第一次喝这种酒吗？”希尔施问。

我点了点头。“在拉昂[41]，逃难路上的一家养鸡场。那时我们正决定要编撰《拉昂摘要》，那天晚上月黑风高，到处是鸡叫声，陪伴我们的只有白兰地和恐惧。那瓶酒是你从一个葡萄酒商人手里没收的，他是个卖国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