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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我说。“被放到冰上，受束缚，无力反抗！就像没有护照的流亡者。”

“我给你要一只，来只最大的。”

我没同意。“今天不吃，罗伯特。我不想第一天在这儿就大开杀戒。让这些不幸的龙虾活着吧！即便是这种可怜的生存方式，对它们来说大概也是一种活法，它们会捍卫它的。我宁可要小虾，它们已经被煮熟了。你呢？”

“来只龙虾！我想解救它脱离痛苦！”

“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我说，“你的更实用，我的更虚伪。”

“这会马上发生变化的。”

我们走进餐馆，一股热气迎面扑来。餐馆里弥漫着一股醉人的鱼香，几乎座无虚席。跑堂们托着大盘大碗匆忙奔走，盘碗中露出的巨大蟹腿看上去如同食人族节日吃剩的骨头。一张桌旁坐着两名警察，他们胳膊肘支在桌上，手里攥着螃蟹腿在啃，就像在吹口琴。我本能地站住了脚，向出口望去。罗伯特·希尔施推着我继续往里走。“你不需要再逃跑了，路德维希，”他笑着说，“但合法也需要勇气！有时比逃跑需要更大的勇气。”

我坐在有丝绒沙发的小厅里学习英语语法，在劳施旅馆，这间小屋被称作沙龙。天已经不早了，但我仍不想睡觉。莫伊科夫在隔壁的小接待室忙乎。过了片刻，我听见有人走进来，听声音来者是个跛子。这跛行有点特别，其磕绊方式听上去如同切分音，这让我想起在欧洲认识的一个熟人。由于光线太暗，我看不清来者。

“拉赫曼！”我随便叫了一声。

那个人站住了。“拉赫曼！”我又重复了一遍，并打开顶灯。天花板上，新艺术主义[23]风格的三枝形吊灯洒下昏黄、柔弱而惨淡的灯光。

那男子冲我眨了眨眼。“天哪，路德维希！”然后他问：“你是什么时候住到这里的？”

“三天了。一听脚步声我马上知道是你。”

“是从我那该死的一脚轻一脚重的跛行上听出来的？”

“是从你那华尔兹舞步听出来的，库尔特。”

“你是怎么过来的？拿到罗斯福签证了？你是不是在欧洲宝贵知识分子名单上，属于必须得拯救的？”

我摇了摇头。“咱们当中没人在那个名单上。咱们那帮可怜虫还没那么出名。”

“我肯定不行。”拉赫曼说。

莫伊科夫走了进来。“你们认识？”

“是的，”我说，“我们早就认识。我们一块儿蹲过许多监狱。”

莫伊科夫把枝形吊灯又关上了，然后拿出一瓶酒。“这回可该喝点儿伏特加了，”他说，“该庆祝就得庆祝。这伏特加算在旅馆账上，我们这儿格外好客。”

“我不喝酒。”拉赫曼回复道。

“我把这茬儿给忘了！”说着莫伊科夫只给我一个人倒了一杯。“流亡的一个好处是，人们必须经常告别，然后就能庆祝重逢，”他解释说，“这令人产生一种人生漫漫的幻觉。”

拉赫曼和我都没搭腔。莫伊科夫属于另一代人，是1917年逃离俄国的。令我们仍旧怒火中烧的事，在他早就成了茶余饭后的传闻了。

“干杯，莫伊科夫！”我终于说道。“我们怎么没有生成瑜伽修行者，或是生在瑞士？”

拉赫曼干笑道：“我要是没有在德国以犹太人身份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知足了！”

“你们是世界公民的先驱，”莫伊科夫不动声色地说，“你们的举止起码得像先驱的样。有朝一日，人们会为你们竖立纪念碑的。”

他去柜台给房客拿钥匙。“玩笑大王，”拉赫曼在他身后说，“你也替他做事吗？”

“做什么事？”

“伏特加、海洛因、赌博一类的？”

“他搞这些？”

“有人这么说。”

“你也是为此而来的？”我问。

“不是。但我以前也在这儿住过，差不多和每个新来的人一样。”

拉赫曼用心怀叵测的眼神望着我，然后就坐到我身旁。“我对住在这儿的一个女人朝思暮想，”他小声说，“你想象一下：一个四十五岁的波多黎各女子，有只跛足，是车祸造成的。她与一个墨西哥籍的皮条客有染，这皮条客愿意以五美元的价格为我们提供方便。我还能出更高的价，但她不愿意。这女人很虔诚，真倒霉！她对他忠诚，他为此揍了她。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愿意。她相信，上帝在云端监视着下界，夜里也在瞧着。我对她说上帝近视眼，早就近视了。毫无用处！可她收了钱！也答应了！她把钱给了拉皮条的，不守信用，还笑。然后再答应。现在我让她折磨得快疯了！毫无希望！”

因为跛腿，拉赫曼有了心理障碍。据说以前他在柏林是个大色鬼。一名党卫军冲锋队队员听说后，把他拖到冲锋队聚会的酒馆，打算把他给阉了，结果被警察阻止——那还是1933年——没干成。拉赫曼只是被打掉了几颗牙，阴囊上留下疤痕，而且一条腿被打断了四处。他的腿恢复得不好，因为医院已经拒绝收治犹太人了。他此后就成了跛子，从而偏爱身体有轻微残疾的女子。只要有结实的丰臀，他都来者不拒。他声称在法国鲁昂[24]认识了一个有三个乳房的女人，那女人成了他的最爱。警察两次在那女人那儿抓到他，并把他驱逐到瑞士，但他坚定不移地第三次回到那女人身边，就像孔雀蛾飞翔数公里去寻找关在铁丝笼中的雌蛾一样。结果，人们把他在鲁昂的监狱里关了四周，然后又被驱逐。他没能再次回到那里，仅仅是因为此间德国人已经侵入法国。希特勒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救了犹太人拉赫曼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