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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一家商店前，店里挂着一块纸牌子，上面写着：热Pastrami [28]。这是家精品美食店，尽管已经是半夜，还开着门。纽约好像就没有法定的打烊时间。

“来一份热Pastrami。”我说。

“放黑麦面包片上？”售货员指了指一种黑麦面包。

我点了点头。“来条黄瓜。”我指了指一种芥末腌黄瓜。

售货员把盘子递给我，我坐上吧台高脚凳吃了起来。我不知道什么是Pastrami，原来是热的罐头牛肉，很可口。这些天我吃什么都香极了，我总是饿，总有好胃口。埃利斯岛上的伙食有种独特的味道，人们传说里面放了苏打，是为了抑制性欲。

除了我，吧台边还坐着一位美女。她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脸就像是大理石雕塑出来的。打了蜡的头发让她看上去仿佛埃及的斯芬克斯。她化了很浓的妆，要是在巴黎，人们会把她当成妓女，只有妓女才这么浓妆艳抹。

我想起希尔施，下午我去过他那儿。“你需要一个女人，”他说，“尽快！你一个人已经太长时间了。最好找个女流亡者，她能理解你。你也能跟她谈得到一块儿。可以说德语或法语，甚至英语也行。孤独是一种傲慢而可怕的病，我们已经尝够了它的苦头。”

“找个美国女人如何？”

“暂时先别找，几年以后也许可以找。别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你的烦心事已经够多了。”

我又要了一份巧克力冰激凌。两个同性恋者牵着一条杏黄色的哈巴狗进来买香烟和莎莉雪藏蛋糕[29]。我想真滑稽，大家都以为我会猴急地冲向女人，而我则根本没有这种欲望。大街上不同寻常的灯光倒还令我更为兴奋。

我慢吞吞地走回旅馆。

“一无所获？”莫伊科夫问。

“我根本没有寻找什么。”

“那更好。那我们就可以安安静静地下盘棋了。还是您累了？”

我摇摇头。“自由了就不会轻易觉得累了。”

“或者正因为自由了，才会觉得累。”莫伊科夫反驳说。“一般流亡者来到这里后都会累瘫的，经常会睡几天几夜。我想是彻底安全后的精疲力竭。您不是这样吗？”

“不。至少我还没有感觉到累。”

“也许稍后会感到的，疲倦感肯定会来的。”

“好。”

莫伊科夫去取棋子。“拉赫曼走了吗？”我问。

“还没有。他仍旧在他心仪的女人那儿。”

“您认为他今天会如愿以偿吗？”

“怎么会呢？她会和他与那位墨西哥人一起去吃饭，让他付账。他一直是这样吗？”

“据他说不是，他说自己自从跛腿后就有了心理障碍。”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也许吧，”他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您难以想象，上了年纪，很多事情都无所谓了。”

“您在这里多长时间了？”

“二十年了。”

我看见有个人影跨门而入。是个上身稍微有些前倾的年轻女子，瘦长脸。她面色苍白，有双明亮的灰眼睛，头发红褐色，看上去像染过似的。“玛丽亚！”莫伊科夫惊讶地脱口而出，站起身问道：“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

我也站了起来。莫伊科夫吻了吻这位姑娘的两颊。她个子比我矮一些，穿着一身紧贴在身上的套装。她说话有些仓促，声音沙哑，铿锵有力。她没有注意到我。“来杯伏特加？”莫伊科夫问。“或是威士忌？”

“伏特加吧。不过只要一点点！我还得上路，去拍照。”

“这么晚了还拍照？”

“摄影师只有这么晚才有时间。给衣帽拍广告。小帽子，小得不能再小了。”

我看到她本人就戴着一顶帽子，更确切地说是一顶小便帽，黑色，斜压在头上，几乎看不出来。

莫伊科夫去拿酒。“您不是美国人吧？”这位姑娘问我。她与莫伊科夫刚才说的是法语。

“不是，我是德国人。”

“我恨德国人。”她说。

“我也恨。”我回复道。

她吃惊地盯着我。“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迅速解释说。“不是恨具体什么人！”

“我也不恨具体什么人。”

“您得理解：现在正打仗。”

“是的，”我冷漠地回答，“我也知道，现在在打仗。”

我因自己的国籍受到辱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时在法国这曾是家常便饭。战争是进行简单归纳的大好时光。

莫伊科夫拿来一瓶酒和三个小酒杯。

“别给我倒。”我说。

“您生气了？”姑娘问道。

“没有，我只是什么都不想喝。我希望这不会也影响到你们的情绪。”

莫伊科夫会心一笑。“干，玛丽亚！”他边说边举起酒杯。

“酒是神仙给我们的馈赠！”姑娘说罢一仰脖就把自己那杯干了，活像一匹小马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