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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一些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些人的父亲可谓高瞻远瞩，他们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像在文科中学里那样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而是让他们在实科中学学了英语。这些人突然之间成为很抢手的教员了，他们有时和其他人一起练习。后者坐在报纸前练习拼读，还利用有关大屠杀的报道来学习数字：一万名死者、两万名伤者、五万名失踪者和十万名被捕者。瞬间世间的苦难竟然降格为一堂语言课，学生们在课上努力想把一千这个数字中的“th”[16]音发好。那些英语尖子不厌其烦地给其他人示范“th”这个难发的音该如何发，因为德语中没有这个音，所以这个音发不好马上就能让人听出是外国佬。“th”，thousand，举例说柏林有五万（fifty thousand）名死者，汉堡有五万名（fifty thousand）死者，直到有人突然面色发白，张口结舌，忘记了自己扮演的学生角色，惊恐地喃喃自语道：“汉堡？我妈还在汉堡啊！”

我不清楚自己在埃利斯岛学会了什么样的口音，但我开始憎恶在初级班教材中看到与战争相关的资料。我宁愿使用那种白痴语法教材，学习以下内容：卡尔戴一顶绿色帽子，他妹妹十二岁，喜欢吃点心，他的祖母还能滑冰。与报纸上的血腥报道相比，这种已经不常见的教书匠的“深度”至少还能营造出一小片平淡的田园风光。看到流亡者为自己的语言感到羞愧，而且不得不如此；看到他们争先恐后、笨嘴拙舌地学说英语，试着彼此间也用英语交际，不光为了学习一门语言，而且也是为了摆脱他们带过来的最后一件东西：大屠杀刽子手的语言，这反正是件让人极为伤心的事。我被释放的两天前，那本一直被我带在身边的德文诗集不翼而飞。我把它忘在了公共活动室中，后来在厕所里发现了它，被撕得粉碎，污迹斑斑。我认为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是活该，这本魔力非凡的诗集在此地不啻为一种可怕的嘲讽：同一个德国让这里的这些人遭受了怎样的痛苦。

几天以后，莱文的合作伙伴沃森真的露了面。他看上去阔绰，脸大肉多，留着修剪过的白胡须。他如我估计的一样并非犹太人，没有任何莱文式的好奇心，也没有他那种智慧。他既不说德语也不说法语，但他说话时手势颇夸张，他的微笑既能让人安心，又透着点儿傻。我们尽量彼此沟通。他什么也不问，而是用手势命令我等在那里，他则去了核审员办公室。

突然，女监中发生了一阵半克制性的骚动，看守们也赶了过去。女人们在一位妇女身旁围成了一个圆圈，那位妇女躺在地上呻吟。

“出了什么事？”我问一位跑过去看热闹又回来了的老汉，“是不是又有人精神崩溃了？”

那老汉摇了摇头。“好像那儿有个女人要生孩子了。”

“什么？生孩子？在这儿？”

“看样子是。我很好奇核审员们对此会说什么。”老汉皮笑肉不笑地说。

“早产！”一个穿红色丝绒上衣的女人说。“早产一个月。在这么动荡的环境下不足为奇！”

“孩子生下来了？”我问。

那女人带着嘲讽的优越感盯着我说：“当然还没有！这才是第一次阵痛，还得等好几个小时呢。”

“要是孩子生在这儿，那该是美国公民了吧？”老汉问。

“不是美国公民是什么？”穿红上衣的女人反问。

“我是说生在埃利斯岛。这儿仅仅是隔离和检疫的地方，并不是真正的美国。美国在对岸！”

“此地也已经是美国了！”那女人激动地解释说。“看守是美国人！核审员也是！”

“这当妈的有福了，”老汉说，“她马上就有一个美国亲戚了，那孩子！人们会宽松地放她入境，有美国亲戚的流亡者都可以入境。”老汉谨慎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尴尬地坏笑起来。

“要是这孩子成不了美国公民，那就该是第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了。”我说。

“是第二个，”老汉回答说，“1937年我已经在一座位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桥上看见第一个了。德国流亡者被那两个国家的警察赶到了那座桥上，他们既无法前进，也不能后退，桥的两端都站着警察。他们就那么在边界桥上蹲了三天，当时有个妇女生了个孩子。”

“孩子怎么样了？”穿红上衣的女人感兴趣地问道。

“在两国有可能因此而开战前就死了。”老汉回答道。“那还是比较人道的时候，德国还没有吞并奥地利。”他又抱歉地补充说：“这事要是发生在后来，人们自然就会像杀死湿漉漉的猫一样把母子俩都干掉。”

我看见沃森从办公室走了出来。他身穿浅色格子西服套装，在出口处挤成一团的流亡者中间鹤立鸡群。我飞快地向他走去，心脏突然间怦怦直跳。沃森挥了挥我的护照，“您很走运，”他解释说，“有个女人似乎要生小孩，核审员们昏了头。这是您的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