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4/5页）
他坐在一张堆满残羹剩饭的餐桌边，聆听着周围的谈话，主要话题都围绕着糖，也就是朗姆酒。糖的价格和需求如今都超过了供过于求的烟草，后者的市场正在被毁掉。那个看上去对朗姆酒简单的制作工艺、骇人的价格和利润颇为在行的汉子，正以一 个市长的权威侃侃而谈。
他是个满脸麻子的壮汉，有一种在异域生活过的气派，眼睛不习惯于看近在面前的事物。他姓唐斯。彼得·唐斯。一个黑人男孩被召唤来，拿着六个大啤酒杯，每只手各握住三个杯子的把，把它们放到了餐桌上。五个人伸手拿起酒杯，猛喝一气。唐斯也是，但却把第一口吐到了地板上，他告诉同伴，这既是对上帝的祭献，也是为了防止中毒。
“为什么？”有人问，“毒药可能潜伏在杯底呢。”
“绝不会，”唐斯说，“毒药和淹死的人一样，总是漂着的。”
众人开怀大笑，雅各布于笑声中坐到了这伙人的桌边，听唐斯讲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最后这壮汉对巴巴多斯女人们的乳房进行了一番令人捧腹的描述。
“有一阵儿我还想过在那儿定居呢，”雅各布说，“除去乳房，那地方怎么样？”
“像妓院。醉人而致命。”唐斯说。
“什么意思？”
唐斯用袖子抹了下嘴唇。“意思就是除去人生珍贵而短暂外，一切都丰富成熟。六个月，十八个月，还有—”他做了个告别的手势。
“那他们是怎么应对的？准是一直乱糟糟的。”雅各布想象着在朱伯里奥庄园稳定控制的劳力和甘蔗种植园的杂乱无章之间的差别。
“一点儿也不，”唐斯笑眯眯地说，“他们用船运来更多的劳力。就像木柴，很快烧成灰又很快会得到补充。而且别忘了，还有生育。那地方就是一锅炖汤，黑白混血、克里奥尔人（克里奥尔人(creole)，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指生于美洲而双亲是西班牙人的白种人，以区别生于西班牙而迁至美洲的移民。）、印第安人与欧裔混血、印第安人与黑人混血、当地土著、中国人、骗子，什么人都有。”他用大拇指点着手指，一一数说着巴巴多斯出产的各种类型的人。
“即便如此，风险还是挺高的，”雅各布反驳道，“我听说，整片土地都因疫病而人口大减。劳力日渐减少，而运进来的也越来越少，到那时会怎么样呢？”
“怎么会减少呢？”唐斯摊开双手，仿佛托着一条船，“非洲人把奴隶卖给荷兰人的热情，一点儿也不啻于英国种植园主购买他们的热情。朗姆酒支配一切，管他是谁在做这生意呢。法律？什么法律？瞧，”他继续说下去，“马萨诸塞已经试图用法律去禁止出售朗姆酒，可连一滴也没禁住。向北方殖民地销售糖浆比先前更快了。我估计，比起毛皮、烟草、木材以及除去黄金的任何东西，糖的利润都更稳定。只要燃料源源不断，大缸里冒着泡，钱就堆起来了。朗姆酒、蔗糖—永远都嫌不够。这生意经世不衰。”
“即便如此，”雅各布说，“这仍然是项走下坡路的生意，而且难做。”
“你这么想吧。毛皮，你得去打猎、杀死、剥皮、搬运，说不定还得为相关权利跟一些土著争斗。烟草需要培育、收获、晒干、包装、搬运，但尤其需要的是时间和始终新鲜的土壤。而糖呢？朗姆酒呢？甘蔗在那里长。你无法让它们停下来；土壤永不会衰竭。你只需要收割、煮、运输。”唐斯双掌一拍。
“真那么简单？”
“差不多。但重点在这里。不会有投资损失。没有。绝不会。不会歉收。不必消灭海狸或狐狸。没有战争干扰。产量大，且无休无止。奴隶也一样。买主则焦渴。而产品妙不可言。一月之内，也就是从作坊运到波士顿，一个人就可以把五十英镑的本钱翻上四倍。想想看。每一个月都净赚投资的四倍。这毫无疑问。”
雅各布不由笑出了声。他认出了这种姿态：由小贩变身的掮客用迅速生财的希望消除了一切迟疑，封堵了一切争论。从唐斯的着装以及直到此时，他还显而易见地没有花钱请大家喝酒的意愿来看，雅各布怀疑，他尚未获得他所描述的唾手可得的利润。
不过，雅各布还是决定以后要一探究竟。
在悠闲地吃罢一顿由牡蛎、小牛肉、鸽肉、防风草和板油布丁组成的饭后，他的味蕾恢复了，他订好一个床位—除他之外，目前只住了一位客人—便出去散步,心里回想着这令人沮丧的一天,以及把那女孩当作一部分付款接受下来的耻辱。他清楚,他再也不会看到德奥尔特加掏出的一文钱了。总有一天—也许用不了多久—人人都会宽慰地看到，斯图亚特家族丢掉宝座，清教徒登位统治。到那时，他想，一桩起诉德奥尔特加的案子就会胜诉，他也就不会被迫接受只占他应得债款百分之一价值的那个小孩了。他明白，他曾以丽贝卡会迫切需要那女孩为借口，在这笔交易中让了步，但其实有比这更真实的一层原因。他从小就知道，对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和小动物来说，这世上没有比陌生人的慷慨收留更好的去处了。哪怕被交换、被抛弃、当了学徒、被卖、被替换、被引诱、为吃受骗、为住做苦力或者被偷，只要处于成年人的监管之下，他们的命运就不致那么凄惨，哪怕他们在父母或主人的心目中还不如一头奶牛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个成年人，他们更可能在石阶上冻死，在河渠里脸朝下漂着，或是被冲上岸滩。他不想为自己的孤儿身份，为那些与不同肤色的孩子们一起偷吃、索要差事报酬的岁月而伤感。他听人说，他母亲是个无足轻重的姑娘，死于难产。而他那个来自阿姆斯特丹的父亲留下一个易于被用来说俏皮话的姓氏和一个引人深疑的借口，离开了。荷兰血统加诸他英国血统之上的耻辱无处不在，尤其是他在济贫院的时候，还好后来他被一家法律事务所雇去当了个信差。那活计要求会读写，这使他得以与现在的公司签约。继承地产总算缓解了他在出生和血亲上的委屈情绪。然而，他对孤儿和流浪儿仍保有一种于心不安的怜悯的冲动，他去过的每一个地区的港口、街巷和市场上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他们的悲伤以及他自己的悲伤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曾有一次，当人家请求他挽救一个无家可归、无人想要的孩子时，他感到难以拒绝。距今十年之前，他在某河岸发现一个脸色阴沉、头发鬈曲的半死不活的女孩，一名锯木工请求他把她带走。雅各布答应了，条件是锯木工免除他当时正在购买的木材的费用。和现在不一样，那时他的农场确实需要更多的帮手。丽贝卡怀孕了，但先前没有儿子活下来。他的农场总共有一百二十英亩的林地，位于距一座由独立派（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清教徒的一个资产阶级派别。产生于十六世纪末，主要包括公理会、浸信会等。领袖人物为奥利弗· 克伦威尔。）建立的小村庄七英里的地方，其中只耕种了六十英亩。自从众多的荷兰人（除去有钱又有势的以外）从该地区离开或被驱逐，田产久未开发。除去独立派，这个地方对其他人而言仍与世隔绝。雅各布很快便获悉，他们已在上帝的选民VS救世是人的普遍天性的问题上脱离了他们的教友。他的邻居们都支持前者，并使自己处于远离毛皮站点和战争的内陆。当时雅各布，以毛皮和木材为副业的公司中的一名小规模生意人，发现自己马马虎虎算是个继承人的时候，便醉心于成为一名拥有土地且独立自主的农场主。他并没有改变这个想法。他做着必须要做的事情：讨个老婆，再找个人帮她，种植，修建，当上父亲……他只是在这些之外又补充了经商生活。不然，他就只得安于稳定的农场生活，与那些宗教信仰令他瞠目结舌的人交往，尽管七英里的距离使他们的亵渎无关紧要。然而，身为一个四处奔波的土地主，他深知在他长期外出期间，土地上满是男劳力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他宁肯用稳定的女劳力而非狡猾的男劳力，这主要是基于他自己年轻时的经验。主人经常不在家不失为一种邀约和诱惑——逃跑，强奸或抢劫。不过，他用的那两个临时男帮工表现得毫无威胁。在正常的环境中，女人们天生很可靠。如今他仍对此坚信不移，他相信这个遭母亲抛弃的穿着一双大鞋的孩子，恰如十年前他相信那个鬈发的被叫作“悲哀”的放鹅女孩。而收留这两个孩子可以说是一种拯救。只有莉娜完全是他蓄意买来的，不过她是个女人，而不是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