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

爸爸的脸是一幅绘画草稿。冬季开始进驻这张脸，成为它的主宰。他的眼睛变成了雪的悬崖，随时有雪崩的危险；眉毛弯曲得像没有叶子的黑色树枝；皮肤染上了冬季太阳暗淡而了无生气的苍黄色；下巴就像覆盖积雪、点缀着残留庄稼茬的田野的棱角；高高的额头犹如结冰的伊利湖，暗藏着在黑暗中打着旋涡的冷峻的思想急流。从猎狼手变为猎鹰者，他没日没夜地工作就是为了前门赶狼，窗下拒鹰。他就像司火的神灵，指示我们该把哪些门窗关闭或者敞开，以便热气合理地分布开来，他告诉我们如何留存火种，跟我们讨论煤的质量，教我们如何铲煤、添煤、封炉子。春季到来之前他是不会刮掉嘴上的胡子的。

冬季用寒冷的绷带禁锢住我们的头脑，同时又化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在长筒袜里放辣椒，往脸上抹凡士林，透过早晨漆黑冰冷的空气，盯着四块煮熟的梅干、几碗滑溜溜的麦片粥和带着一层皮的可可奶。

不过，我们还是最盼望春天的到来，那时就可以在花园里玩了。

当今年冬天把自己僵硬地缩成一个什么都解不开的讨厌的死结时，有个东西，或者毋宁说是一个人，把它解开了。那人让死结裂成条条银线，把我们缠绕住，把我们织进去，让我们渴望以前乏味的日子里单调的懊恼。

这个扰乱了季节的人就是学校新来的女生，名叫莫丽恩·皮尔。她是个有着浅褐色皮肤的混血小美人，长长的棕色头发梳成两条辫子，像私刑的鞭绳一般垂在后背上。至少，按我们的标准，她很有钱，跟最富有的白人孩子一样有钱，完全裹在舒适和溺爱的襁褓中。她的衣服质量对我和弗里达构成了威胁，我们简直忌妒得发狂。她穿带扣子的黑皮鞋，而我们的廉价货是在复活节时买的，还没穿过五月就散了架。柠檬色的软毛衣扎进百褶裙里，褶皱打理得整整齐齐，让我们惊叹不已。色彩鲜艳的齐膝长袜上镶着白边，一件棕色丝绒背心外套的边缘滚着一圈白色兔毛，还配有皮手筒。她黑刺李般深绿色的眼睛里露出一丝春意，皮肤透着夏日的色泽，走路时带着硕果累累的秋天的成熟。

全校都为她神魂颠倒。老师点她的名字时脸上总带着鼓励的微笑。在走廊里，黑人男孩从不给她使绊，白人男孩也不朝她扔石子，而白人女孩被安排跟她结伴学习时也不会倒抽气。当她要用女厕的水池时，黑人女孩们会让到一边，眼帘低垂，谦卑地看着她。在餐厅里吃饭时，她从来不用找什么人一起—大家都会围聚在她选中的餐桌旁。她打开精心准备的午餐，那切成四块的精巧的鸡蛋沙拉三明治，撒着粉色糖霜的纸杯蛋糕，芹菜和胡萝卜条，以及饱满、暗红的苹果，这一切让带着果酱面包的我们感到无地自容。她甚至喜欢买白牛奶喝。

我和弗里达因为她而茫然、恼怒，又为她着迷。我们煞费苦心地寻找她的缺陷来维持心理平衡，但起初只能借助丑化她的名字获得满足，把“莫丽恩·皮尔”改成“蛋白派”。后来发现她有颗犬齿的时候，我们小小地惊喜了一番—说实话倒挺可爱，但毕竟是颗犬齿。当我们知道她出生时每只手上都长了六根指头，把多余的截除后还是留下了很小的茬儿，便会心地笑了。尽管这些都是渺小的胜利，可我们的目的达到了—背地里取笑她，管她叫“六指犬齿蛋白派”。但我们只能自己这么叫她，因为没有别的女孩会跟我们联合起来忌妒她。那些女孩可喜欢她了。

当分配给她的储物柜跟我的挨着时，我每天简直可以放肆地忌妒人家四次。我和姐姐心里都在考虑，如果她愿意的话，我们准备偷偷地跟她交朋友，可我知道这份友谊会很危险，因为每当我的眼睛注视着她那凯利牌绿色长筒袜的白边图案，同时感到自己的棕色袜子在松松地往下掉时，我就恨不得踢她一脚。每当想起她眼里那种毫无来由的傲慢，我就开始谋划无意间让储物柜的门撞到她的手。

作为储物柜朋友，我们之间开始逐渐有了些了解，我甚至能跟她冷静地聊上一会儿而不去想象她跌下悬崖的情景，或者因想出一句侮辱她的妙语而扬扬得意。

一天，我站在储物柜前等弗里达，她凑了过来。

“嗨。”

“嗨。”

“在等你姐姐吗？”

“嗯。”

“你们回家走哪条路？”

“沿着第二十一大街到百老汇。”

“干吗不走第二十二大街呢？”

“因为我们住在第二十一大街。”

“哦。我想我也可以走那条街。至少可以走一段。”

“反正这里是自由国度。”

弗里达向我们走来。她的棕色袜子有点遮不住膝盖，因为她为了掩饰一个破洞，把袜尖窝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