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第8/15页）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细声细气地问：“我现在真的能生孩子了吗？”

“当然了，”弗里达昏昏欲睡地说，“你当然能生了。”

“可是……怎么生啊？”她的嗓音空洞中带着几分好奇。

“哦，”弗里达说，“得有人爱你。”

“哦。”

我和佩科拉沉默无语了很长时间，仔细琢磨着这个问题。我猜想，肯定得有“我的心上人”出现，这个人在离开我之前要爱过我。可是母亲唱的歌曲中没有提到孩子啊。也许这就是女人伤心的原因：男人们还没让她们怀上孩子就离开了。

之后，佩科拉问了一个我从未想过的问题：“该怎么办才好呢？我的意思是说，怎样才能找个人来爱你呢？”可是弗里达已经睡着了。而我又不知道。

这就是那幢房子绿色和白色相间有一扇

红色的门漂亮极了漂亮极了漂亮极了漂

在俄亥俄州洛兰镇，百老汇街与第三十五街交汇的东南角有个废弃的店铺。它跟铅灰色的天空格格不入，与四周灰蒙蒙的房屋和黑乎乎的电线杆不相协调。然而，它以一种令人恼怒而忧郁的方式强行闯入行人眼帘。开车路过小镇的游客都纳闷它怎么没被拆掉，而住在附近的居民走过这里时总会把目光移向别处。

过去，这座房子还是比萨饼店的时候，人们总能看到拐角附近有一群游手好闲的男孩扎堆。这些大男孩在这里碰头，嬉闹、抽烟、谋划恶作剧。他们吞云吐雾，强行把烟雾注进肺里、心脏里、大腿里，压制着青春的震颤和能量。他们走路晃悠，笑得缓慢，然而弹烟灰的动作却太快，太频繁，在老到者面前暴露出他们还是新手，才刚养成这一习惯。不过很久以前，在这群年轻人的低嚎声和耍酷模样还未出现的时候，这幢房子由一个匈牙利面包师承租，他做的奶油面包和罂粟籽面包圈还曾小有名气。更早时，这里是某个房地产商的办公室。再早时，几个吉卜赛人把它当成活动场地。这家吉卜赛人把大玻璃窗装饰得别具一格，跟过去完全不同。他们家的女孩子轮流坐在好几码长的丝绒帷帐和挂在窗边的东方风格的厚毯子之间。她们不断向外张望，偶尔笑一笑，眨巴几下眼睛，或者点点头—偶尔而已。大多时候，她们只是望着窗外，华丽的长袖和长裙掩盖了横在她们目光中的赤裸。

这一带人口流动频繁，可能都没人记得，更早更早以前，在吉卜赛人搬来之前，在那群年轻人出没之前，布里德洛夫家曾住在这里，挤在店铺的前厅，在地产商突发奇想酿成的一片残骸中过着恶劣的生活。他们在这个墙皮剥落、昏暗阴沉的匣子里悄然进出，从不惊动邻居，从不去劳工组织那里喊冤，也从不去镇长办公室里抗议。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活在自己意识的单元格中，各自拼凑缝制着自己的现实生活这床棉被—在这里捡几块破碎的经历，在那里收集几条零散的信息。他们凭借从彼此身上搜罗到的点滴印象，制造出某种归属感，并努力按照彼此认可的方式凑合着生活。

这些住宅由第一代希腊房东设计规划，毫无想象力。大“店铺”区用纤维板隔成两间屋子，而隔板高度又不及天花板。一间是客厅，这家人称之为前厅，另一间当卧室用，全家人的起居都在这两间屋子里解决。前厅里放了两张沙发、一架立式钢琴，还有一棵很小的人造圣诞树，装饰繁复，遍布灰尘，已经在那里矗立了两年。卧室里摆着三张床：一张窄窄的铁床是萨米的，他十四岁，另一张是佩科拉的，她十一岁，还有一张双人床是乔利和布里德洛夫太太的。为了使热量均匀分布，卧室正中心放着一个煤炉。靠墙放着箱子、椅子，一张小茶几和一个纸板做成的“衣橱”。厨房位于公寓后方，是独立的单间。没有沐浴设备。只有一个抽水马桶，眼睛看不见，耳朵却能听到。

至于家具就无须多说了，实在无法形容，因为在设计、制造、运输、销售各个环节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马虎、贪婪和冷漠。家具已经用旧了，却仍未让人感到亲切。人们只是拥有它们，却不熟悉它们。没有人在把硬币或别针掉在了沙发垫底下之后，还记得掉落或找到的地点和时间。没有人曾咯咯笑着说“可我一分钟前还拿着啊，我就是坐在那儿跟××聊天的”，或者说“原来在这儿，一定是我喂孩子吃奶的时候滑下去的！”。没有人在哪张床上分娩过—或者深情地回忆起某个油漆剥落的地方，那是孩子开始学着站立时，为了抓住那里获得支撑而蹭掉的。没有哪个节俭的孩子曾把口香糖粘在桌子底下。没有哪个快乐的醉汉—家人的某个朋友，脖子粗壮，未婚，天知道他怎么那么能吃—曾坐在钢琴边，弹奏那曲《你是我的阳光》。没有哪个少女曾凝视着那棵小小的圣诞树，回忆起自己何时装点过它，或担心那只蓝色小球会不会掉下来，他是否会回来看看这棵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