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轴上的中国（第4/5页）

十年中国：只顾摸石头忘了过河？

第三个时间跨度，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的“十年”。

我很幸运地经历了从1994年恢复关贸总协定，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全过程。面对加入世贸组织，我们曾有无数的担心、忧虑，但是当你走过第一个十年，并以此为节点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大多忧虑是没必要的。

比如汽车行业，最近三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幅，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汽车产量最大的国家—十年前谁能想得到？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该思考的是中国下一步怎么办？是不是到了启动新一轮改革的时候？毫无疑问，时候到了，然而一系列的矛盾都卡在这儿。

我举几个例子。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广东家长教育孩子经常这样说：“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当公务员。”再看现在，公务员热成了什么样？很多腐败现象也正是从这里滋生出来。山西长治环保局，完全算不上“大衙门”，但一个家长为了帮女儿在这里谋个职位，要掏近十二万元行贿。这钱得多长时间才能挣回来？

可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从某些方面看，市场经济的改革不是前进了，而是倒退了。最有吸引力的并不是与市场经济紧密挂靠的部门。“国考”成了“天字第一号”，比高考竞争还激烈。

还有，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明确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也拥有了第一个民营企业的党代表。我们强调私营、民营、集体、国有等企业一律平等。十五年过去了，我们做到了吗？

众多中小私营企业资金链断裂，因为银行出于“避险”的考虑，不愿意给他们贷款。银行贷款部门的负责人是这么琢磨的：给国企贷款出了问题，大家一起背黑锅；给民企贷款出了问题，就是个人的责任。可是在支撑就业方面的贡献，民营企业早已超过半壁江山。

很多年前，中央就制定政策，提出某些垄断行业可以更大范围地面向民营资本放开，但是实现不了。为什么？屁股决定脑袋，都在考虑地方利益、部门利益。

还有关于财政收入高度集中的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样的做法是对的，集中财力干大事，支持农村、支持西部，包括建设一些落后的公共事业等。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要不要为地方回补？

中央对于房地产的调控愈演愈烈，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那天“北京地王”出来，我们做了一期节目，发明了“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算”这句话。几乎全中国所有的城市，市政府都搬迁了，为什么？就是要把老地卖个高价，再让一块没有价值的新地，随着市委市政府的迁入而升值，政府就能多一些收入去干事。不要总认为这里都是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土地财政的倒逼。是谁逼着地方搞土地财政的？将来中央跟地方的分税要不要进行改革？

无数个改革的需求摆在面前，迫在眉睫。

还有更加敏感的问题：政治体制要不要改革？

也许到了要改革的地步，因为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需要理顺。“十八大”之后我们要思考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问题，我们的程序如何合理？

我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共产党的民主模式是什么？我非常愿意相信，有可能是党内竞争。或许未来五到十年，会有这样的试点：某个县委书记或县长，由三名共产党员同时竞争，走民主程序。中国的民主投票权一定从党员开始，然后再向党外扩展。所以我希望有更多愿意推动国家前行的人成为党员。

建党九十周年的时候，总书记讲话谈到几个“风险”，第一次提到这个词—懈怠。这话值得玩味，明显是有所指的。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大家都有些松弛了，前行的动力不足。

同样是在建党九十周年讲话中，还有一个重大转变。过去“发展”是第一要务，现在“稳定”和“发展”并列为第一要务、硬指标。围绕这些局面和细节，我们的确要想：改革一直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现在是不是只顾摸石头忘了过河？

对于发展改革委的朋友，光有理想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扛着所谓的理想大旗走在错误的方向上，比不走还糟糕。

2012年的中国：继续努力，并多些释怀

最后一个历史节点，就是此时此刻，2012年。

2012年，可以用很多“大事件”去定位。全世界的大领导都要换了。美国要换了，法国要换了，俄罗斯要换了，中国也要换了。

这一年，对媒体来说挑战很大，大家会下意识地说：“哎哟，换届之年得小心点儿。”可是，有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你把对方当朋友，他就真的成为你的朋友；你把对方当敌人，他就真的成为你的敌人。”这句话适用于人与人相处、国与国相处，稍微改一改，也适用于人与年代的相处。“你把这一年当成改革年，改革就会推进；你把这一年当成停滞年，改革就会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