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 真相不是非此即彼

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中国结束了挨打的时代、挨饿的时代,正在进入一个挨骂的时代。

革命党就是率领一拨人修理另一拨人,执政党则要为所有人服务,包括不喜欢你的人。

2010年是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

原本想讲的是“公民”“幸福”这样的字眼,但在来的路上,忽然觉得深圳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离世界最近的地方”,似乎也是“离中国的未来最近的地方”。深圳“市民”到“公民”的距离,在我看来也非常近了。所以今天就讲“世界、中国和我们自己”。

改革开放,从会念“圳”字开始

刚才工作人员让我给市民大讲堂留一句话,我写了一行字:从市民到公民。

成立特区三十年的深圳一定有一些困惑:现在的特区“特”在哪儿呢?还能向哪儿走呢?

是,很多东西已经不“特”了。从飞机场出来,不用再拿着身份证和特区出入证,在关口被盘问半天了。到了深圳,你会发现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买。据我所知,最近深圳人民倒很有热情地到香港去买东西,甚至连酱油都买。也就是说,深圳的食品也让深圳老百姓有一些不安全感。

从经济发展的道路来看,在各种优惠政策下,比深圳能折腾的地方也更多了。中国的三级改革始于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珠三角,到九十年代进入以浦东为代表的长三角,再到新千年,进入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深圳特区走到三十年的时候,会有一些方向上的迷茫,这非常正常。

但是,深圳作为特区之“特”,恐怕还有长存的必要。未必还在于经济上的突破或探索,未必还在于能买到一些别处买不到的东西。但是,在公民社会的建立、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政府与社会及公众之间的关系、创新与创造等很多层面上,深圳依然领先。

也就是说,深圳特区的头三十年,基本上完成了“在经济层面为中国蹚一条血路”的使命。接下来,深圳应该主动承担起这样一项任务:为中国社会改革、为未来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的实现,去蹚出一条血路。

关于深圳“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这两年我一直非常关注,比如公民问题、志愿者问题、政府举措。关注深圳老百姓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渠道参政议政,并且推动社会进步。以一个外来人的角度看,我对深圳在这些方面的“特”仍有相当多的期待。

我曾在节目中公开说过,经济方面,如果还指望深圳一枝独秀,那将是我们的悲哀。如果深圳依然在经济领域—包括制度层面、改革层面、品牌层面—遥遥领先,令其他城市望尘莫及,那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太失败了。还好,事实上没这么失败。所以从公民社会的建立来说,深圳大有可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全体人民不再把“深圳”念作“深川”开始的。那时我自己还是一个孩子。这个开场白,也算寄托了我个人对这三十年特区之路的纪念和感谢。作为媒体人,对这里更多是期待。

世界:中国进入“挨骂”的时代

三十年,有时候连一个逗号都算不上,更不要说句号,顶多在回忆当中留下一个感叹号!

很多年前我去袁庚(编者注:1979年任深圳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蛇口工业区的开发)老爷子家里采访他。他家南面的窗外,是一片怪石嶙峋的海滩—对,不是风景优美、沙滩绵延的海滩。但是老爷子非常平静,给我讲了很多往事,让我感慨万千。他当时级别并不高,但在改革历史进程中,权力足够大。他的平静来自一种很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虽然还有很多不如意,但毕竟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特区之“特”也在于足够宽容,不仅仅要感谢那些立过功的人,也要感谢那些曾经想立功却不幸犯了错误的人。立功者当然应该赢得掌声,而犯错者何尝不是有益的前车之鉴?如果仅仅为了私利犯错,那是不可饶恕的,要交由法律处置。但事实上,有很多“错误”是出于特区之“特”,出于改革,出于“多走两步”的用意。那些教训也成为后来我们的经验。所以,不妨邀请现场的各位,为过去三十年在这块土地上成功过或失败过的人们,鼓一次掌。

我曾在节目中说过这样一番话:六十年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结束了挨打的时代;此后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结束了挨饿的时代;现在,中国正式进入一个挨骂的时代。

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微妙而奇怪,夸张的表扬与夸张的批评迎面而来,最高的礼遇和最恶毒的打击迎面而来。一方面在西方媒体上,胡锦涛超过奥巴马,成为对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人—你知道这事儿挺夸张的;另一方面它又会把“诺贝尔和平奖”给刘晓波,发生在同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