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轴上的中国（第2/5页）

2009年，我们走过了共产党执政的第一个六十年，我在做国庆直播时感慨万千。六十年，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大数字，一个甲子，一个轮回。这六十年可以拆成两个三十年，再加上以2009年为起点的未来三十年，这三个三十年各自代表什么？

第一个三十年不用说太多，从1949到1978年，很曲折，很折腾。从民生和社会经济角度看，期间有很多的探索、失误、教训。用句玩笑话来形容：“头三十年最重大的收获，就是告诉所有中国人，这么走是走不通的。”但也不能这么简单地去评估这三十年，我们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变，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主，恢复了联合国席位，国家的腰杆挺起来了。

第二个三十年，从1979年开始。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是1978年《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小岗村承包土地按手印”，但真正的发令号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核心思想—我见过真迹—是邓小平用铅笔写的一些字，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于是，改革大幕在1979年正式拉开了。

那么，第二个三十年完成了什么呢？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追求的是可以物化衡量的目标—温饱、小康、翻两番、万元户等。物质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GDP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直线上升，世界排名由第十名升至第二名，不止翻了两番，财税的增长速度更是远超GDP增速。

毋庸置疑，这是在物质层面上突飞猛进的三十年，但也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从2009年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以来，这个国家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开始确立一些没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新的改革时代开始了。

这个时候，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深不可测是什么意思？“不可测”就是没法用数字来衡量了，对吗？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尊严？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幸福？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以人为本？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和谐社会？

深不可测，意味着不知道该怎么做。

从国家政策层面上看，前些年就开始强调“快”。最早的“快”诞生于“大跃进”的时候，但那个“快”不靠谱。真正的“快”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去日本访问的时候，我看过当时的介绍。

坐在“新干线”上，旁边的朋友向邓小平介绍“新干线”的时速，他就跟没有听到一样，自己想自己的事，突然开口说了一句：“就感觉到快，在催人跑。”所以这个“快”字，成了中国这三十年的一个最重要的基调。

前几年，新一代领导集体把“快”变成“又快又好”，“快”字仍然在前。又过几年，出现了“又好又快”，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会”期间跟江苏团聊天的时候提出来的，后来变成了文件，在当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明确。“好”和“快”的顺序发生了改变。

现在的中国还是不能丢掉“快”，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GDP增长不能连续几年低于7%。如果低于7%，社会问题会显性化。

我一直是这样举例子的：中国是一辆自行车，骑着就稳，停下就倒，“骑”跟“停”的分界线就是7%。但是不要僵化地去理解：是不是6.8%就不行，那不至于；是不是7.2%就更好，那不一定。

与此同时，我们显然又在一个减速的过程中。减速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提升另外一些效益。如果仅仅减速，其他效益没上来，这是严重失误；如果速度适当下降，环境保护、经济转型等方面有了大幅提升，这是对的。

我仔细研究过十七大报告，关键字是“民”，前半本是民生，后半本是民主。报告用两个章节探讨民主的问题，尤其在党建部分，有很多很棒的说法。

比如，在党章修改里面，“上级任命”这四个字没有了。请各位去思考，取消“上级任命”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党建部分有这样一句话：将来我们的领导干部是由党委推荐和群众推荐相结合，实行“票决制”。什么意思？这都是未来有关民主的某种粗框架模式的确立。

在十七大报告里，民主改革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叫“公民的有序参与”，先党内后党外，写得清清楚楚。我认为媒体在传播十七大报告的过程中是失职的，只强调了民生，几乎没强调民主。有关民主的报道也忽略了实现路径。

报告前半部分有两大主题。一大主题是强调一定要继续改革，因为在十七大召开之前，有一种以“保护弱势群体”为借口的反改革力量在升腾。另外一大主题也非常重要—统筹兼顾—在报告里列了十条，翻译成白话就是“走平衡木”。

什么叫“走平衡木”？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牺牲公平不行，牺牲效率也不行；不发展不行，发展太快不保护环境也不行；光讲究效率不照顾民生也不行，光考虑国内不考虑国际也不行……这十条强调的就是寻找中间路线，把握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