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很高，情商却低（第2/7页）

二十多年来，新闻已经成为我的信仰的一部分。我依然相信，新闻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儿。如果有一天我不再信仰它了，肯定就不做了。

如何区分“骗子”和“理想主义者”

具体到当下，新闻的力量如何体现？在不断演变的形式之下，哪些本质规律是不变的？媒体从业者如何与这个时代沟通、与受众沟通？不妨用一系列对比来完成。

第一，在面向整体社会的沟通上，方向谈得很多，方法显得很少。

第二，智商提高很多，情商欠缺不少。

第三，口号太多，故事太少。

第四，宏观太多，细节太少。

第五，媒体人接受的指令太多，也就是人治色彩太多，调动媒体积极性、用尊重规律的方法去传播太少。

第六，在对外沟通过程中强调“不同”太多，对人类“相同”的基础关注太少。

第七，社会期待传媒公开透明的意识增长很多，相应的保障还太少。

当然，还可以加上，党性谈得够多，可人性谈得有点少，等等。其实，这些“太多”与“太少”，不仅是媒体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在沟通时都面对的问题。

先说第一点。这年头骗子跟理想主义者很难区分，我通常会这样判断：只谈方向不提供方法的，就是骗子；既谈方向又能提供方法的，才是理想主义者和建设者。

“方向”是很多人热衷的话题，但不需要总谈，或者空谈。

经过多年改革，中国整个大方向基本明确，一次又一次写进党的报告里。从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在确立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写进了极具历史意义的两行字，确立了一个新的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句话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灵魂，对未来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过去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新目标的提出，也不会有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这四个字的明确。现在已经明确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是姊妹篇、上下集。没错，“依法治国”相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是手段又是目标，既是方法又是方向。

还有一个反例，中国足球，隔几年就谈一次方向，从来不提供方法，后果呢？

想想看，每届足协主席一上台，就要制定一个“未来十年发展纲要”。这届“世界杯”德国夺冠了，中国足球号召学德国。可是你仔细看那场比赛，德国跟阿根廷踢，阿根廷赢的可能性更大。德国后卫严重失误，阿根廷前锋一看好机会来得太突然，反而晕了。如果那两三个球进了，阿根廷夺冠，中国是不是就要学阿根廷？

一场比赛中的偶然性，将决定中国足球未来的必然方向，这太搞笑了。或者能彻底学德国、一直学德国，也没问题，可是这届“世界杯”之前咱们学的是西班牙。

所以，传媒也好，执政者也好，执行者也好，如果依然热衷于天天在那儿谈方向，从不提供方法，好的方向怎么实现呢？

如果没有特区的建立，中国怎么开放？如果没有土地承包的开始，改革怎么破局？在“聪明”的中国改革中—很多时候“聪明”体现在字词的更迭上，失业改成了下岗—如果没有“下岗”，怎么完成那次历史性的缓冲？

“摸着石头过河”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法，包括“不争论”“要允许去试”，不都是方法吗？

邓小平是一个既有方向又有方法的人。他明确了方向，同时用一种宽容的态度，鼓励大家提供方法。尤其在浙江，这种感受应该非常明显。浙江的经济模式就是在“不争论”“允许试”“放手”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有很多领导对“浙江模式”表示过赞赏，对吧？

有人开玩笑说，改革最初十几年，浙江的特色是一楼在写检讨，二楼在搞接待，三楼在写成绩汇报。这是很多年前，试验走得太超前了，偶尔写写检讨；同时，全国各地来参观学习的源源不断；本地领导又在写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经济又增长了多少。

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方向和方法的结合也早有定数。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字是“道”，在“儒释道”中最该居首。“道”这个字怎么写？先要写一个“首”，接下来写一个“走之”。“首”是什么？脑袋，代表的是思考、方向。“走之”呢？行动。知行合一，缺一不可，顺序也不能错。

那么，对于传媒人来说，什么是方法呢？比如有些选题，乍一听好像不能做，问题是你找到能做的方法了吗？记者是干什么的？是陈述过程和记录事件的。可是现在很多媒体人把它简化了，上来就想直奔结论而去—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事还是坏事—岂有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