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爆炸时,别被忽悠了

传媒应该具有五种功能:解闷、解惑、解气、解密、解决。解闷需要娱乐,解惑需要知识,解气需要分寸,解密需要勤奋和时代进步,解决需要影响力和耐心。

内蒙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很遥远,没错,它是边疆。但是当他们坐上飞机,发现只需要四十五分钟就可以从北京到达呼和浩特,他们又很惊讶:“哦,原来内蒙古离我们这么近。”其实对于内蒙古的年轻人,如果别人对你们在心理上产生这种遥远的距离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内心里的距离感,可怕的是“自我边缘化”。

二十多年前,当我处在你们这个年纪,在海拉尔只能读到三天前的报纸,因为偏远。那么很多个“三天”累加在一起,我可能就比大城市的孩子落后了很多。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所有的资讯和界限都被快速消除了。只要你们足够勤奋,足够敏锐,就可以和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同龄人共同成长。

八十年代是个什么年代

今天我要和大家沟通的主题,是这二十多年传媒行业发生的变化与我们每个人之间的关系。显然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传媒的时代,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跟传媒打交道。如果将时间倒推三十年,再过两天就是毛主席去世的忌日。在座的各位同学,这对你们来说只不过是历史。而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刚才,我还和余秋雨老师、阎学通教授谈到当年的这一天,大家都记得很清楚。那天余秋雨老师正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半山腰的一个农家屋里学习。旁边走过来两个农民说:“哎呀,毛主席死了。”那一瞬间,余秋雨感觉像五雷轰顶。阎学通教授当时是天津的知青,在黑龙江兵团插队,听到这个消息,也有一种末日临头的感觉。

我那时正在学校和一帮小伙伴玩儿,突然听见大喇叭里放起了哀乐,然后说毛主席去世了。虽然我们还只有七八岁,但却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恐慌,这个世界出问题了!

那时的中国媒体只承担着单方向的传播作用,也就是党中央向公众传递信息或“指示”的政治窗口。全国上下就那么几份报纸,几份杂志,一个广播电台。电视台虽然从1958年开始就有了,但基本上和老百姓的生活毫无关系。这就是改革开放前,中国传媒的状况。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传媒行业有了第一次快速的发展。这种快速发展的标志,是各地的报纸风起云涌地出现了一种叫“副刊”的东西,包括周末版,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媒体不再是单一的政治导向宣传,开始出现一些软化的审美的倾向,一种对生活、对八小时之外的尊重。当时就有一本杂志叫《八小时之外》,我印象非常深。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杂志的明星时代。《中国青年》《大众电影》《当代》《小说月报》等等红透半边天,很多家庭都在订阅,发行量动辄几百万。广播也依旧辉煌,但还是一个单向的传导作用。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些另类的声音了。这种另类声音以纪实性的报告文学为突破口,涌现出很多报告文学大家和优秀作品。虽然几年之后,其中有些作家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涉及政治方面的因素,但这种文学体裁毕竟让中国媒体第一次切实地关注现实,关注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即使只是冰山一角。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呈现出强烈的“文化热”倾向。那时的畅销书可不是什么《痛并快乐着》,而是叔本华和尼采。近两年中国知识阶层中有一种礼赞八十年代的回归倾向,认为那才是中国文化界、思想界最富激情的时代。

我那时正好在读大学,几乎经历了所有的文化热潮:摇滚乐在中国的诞生,朦胧诗的火爆,金庸、古龙、琼瑶、三毛的流行……一切都在急剧的变化中,人们对精神的看重远远大于物质。

仰视,俯视,平视

每一个时代都有值得怀念的理由,也必然存在它的问题。八十年代,物质的极度不丰富,经济领域的左右纷争,牵扯了相当多的社会注意力。百姓生活和传媒发展,都处在局部活跃但没有长足进步的状况下。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这次南巡撬动了很多事情。

首先,打破了当时沉闷的社会局面。邓小平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发起改革开放,还在于南巡中面对僵局和困局的再度发动。要知道,一辆有可能要熄火的车被重新发动,是需要勇气、胆量和技术的。

此外,中国传媒界也迎来了飞速发展,以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的创办为主要标志。我很幸运地赶上了这列电视新闻改革的头班车。其实我们这一批人,水均益、方宏进、敬一丹、崔永元,都应该感谢《东方时空》的创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