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很高,情商却低

方向太多,方法太少。期待太多,保障太少。口号太多,故事太少。宏观太多,细节太少。

前几天记者节,在录节目的过程中,一个记者问我:“现在很多同行都有一种担心,为什么很多问题都是先被记者发现,其他部门干吗去了?”

这是一种情绪性的判断。我明白他的潜台词,大意是什么问题都由记者先发现,政府部门干吗去了?

我说,我一直信奉普利策的一句话:“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我不认同记者是“无冕之王”这个说法,有点儿自我夸大,容易让人产生幻觉。新闻的力量,并不体现在别人是否把你当“王”,而体现在你是不是真正怀有一种责任感。

记者是啄木鸟,不是喜鹊

记者既然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就要承担很多使命。大家应该都看过《泰坦尼克》这部电影,其中有一个真实的细节:当这艘全世界最豪华的大船离岸之后,两名瞭望员突然发现,忘了带望远镜,于是一直在那儿搓手、聊天。聊着聊着一抬头,冰山就在眼前,船已经来不及转向了。

“泰坦尼克”的沉没一直是个谜,有很多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它遇见了冰山,并且以最不可思议、也是最糟糕的角度撞了上去。但是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瞭望员没有带望远镜。否则提早看到,悲剧就躲过去了。

这个历史的细节提醒我们:作为社会这艘大船的瞭望员,你的职责是什么?当你看到前方海面上的所有信息,好或者不好,都要及时反馈,这样船才可以安全行驶。读书、思考以及责任感的支撑,就是瞭望员的“望远镜”。如果瞭望员自觉不自觉地,或是受命于某种指示地,报喜不报忧,那么他提供的信息就是失真的,这艘船的安全就是没有保障的。

再回到记者节上那名记者提出的问题。当时,我也举了“泰坦尼克号”的例子,然后反问他:“如果什么问题都是记者后发现,还要这支队伍干吗?”

在这个世界上,良性运转的制度极其重要,它可以使人从“想做不好的事情”,变成“不敢做不好的事情”,再到“不能做不好的事情”。时间长了,也就成了“不想做不好的事情”。是这样一个逻辑线条。

但是不管制度多么完善,总有人要去钻空子。所以在推进制度法律建设的过程当中,记者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职责,就是维护制度和法律的正常运行。

好记者应该像啄木鸟,通过叼出一只又一只树上的虫子,既给自己找到食吃,又维护了森林的健康。试想,在我们的生态圈中,如果没有啄木鸟,少了那些烦人的啄木声,暂时是安静了,长此以往呢?

还有一些时候,记者偶尔可以当一下喜鹊。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会有各种新鲜的尝试。这些尝试代表着更开明的方向,符合更多老百姓的期待,媒体应该善于捕捉它。很多人说起媒体的职责就是舆论监督,说起舆论监督就是“揭批负面事件”。我的想法不一样。遇到可喜的进步,媒体能够迅速地意识到,立刻予以支持,让它定型成为发展的大方向。因为一句话说得好:你把对方当朋友,他最终真是朋友;你把对方当敌人,他最终真是敌人。其实,换个角度,时代也如此。

既是啄木鸟又偶尔当一把喜鹊,两项职责加在一起,才是舆论监督的全部含义。在中国,相对而言,前者很容易达成共识,后者反而是更大的挑战。

大家知道,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四天,头三天没有新闻,第四天发布大会公报。开幕第一天,我做的《新闻1+1》标题就是“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大家可以回过头去查,当时,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中,这是第一个把“法治”和“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大标题。

我身边很多人都有些担心:这样行吗?我说:放心。

四天后,我很庆幸,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的确出现了“信仰法治”这四个字。在党的报告里这是第一次。次日《人民日报》《新京报》的社论标题皆是“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

前不久我参加高法一个倡导政府信息公开透明的会议,周强院长多次谈到“信仰法治”。我还通过一些专家了解到,总书记也曾在某一个场合讲过“信仰法治”。

作为一个媒体人,要具备相当的敏感度,哪怕很细微的信息都能够捕捉到。很多人将敢言归纳为“勇气”不,表面上是勇气,背后却是学习、思考和对方向的准确判断。

我经常听到一句其实很不愿意听到的话:“白岩松,你胆够大!别人都不敢说,就你敢。”乍一听是表扬,其实是一种误导。说别人“不敢说”,不等于说别人“不能说”,或“不该说”。如果仅仅是敢说,那是练胆大。胆大的人不少,因此出事的也很多。所以开玩笑说:胆,是练出来的。这“练”,是让不断学习成为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