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很高，情商却低（第4/7页）

中国的新闻发布存在一个大问题：很多新闻发言人由于级别不够，无法出席决策会议，却要扮演把决策传递给社会的“二传手”。而在国外，有些总统的新闻发言人级别很低，但他可以越级参加总统的各种会议。这又回到了方法问题。方向有，意识也在进步，但具体的保障没跟上，这是题外话。

动车事故的负面舆论不断发酵，什么时候才出现转折呢？直到温家宝总理赶到温州，在事故现场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后，对动车事故的新闻搜索量开始急剧减少，说明民众的情绪开始得到缓和与释放。

我们要研究这个情绪的转化，很奇妙。它说明了什么？面对来势汹汹的舆情和转型期的各种矛盾，情商远远高于智商。情商是媒体人、执政者、决策者对社会情绪的敏锐体察和妥善应对，相当于普通个体对周边环境的感知，以及对人际关系的处理。

新闻行当里最糟糕的事情，不是虚假，而是冒犯。一般情况下，一个单位出现虚假新闻，新闻中心的头或副头要下台；但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冒犯，这个单位的领导就该被干掉了。

中国社会到了越来越在意情商的时期。我们期待一个协商民主的机制，任何决策的出台，都有一个事先的协商和社会情绪的评估。

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新一届的政协，就是在为协商民主拓宽路径。社会转型到了今天，很多事情不是下个红头文件就能解决的，各种复杂情绪，需要掰开了揉碎了，通过沟通协调寻求理解和支持。这是情商的活儿，不是智商的活儿。

而且情商对于中国的执政者、媒体格外重要。中国老百姓最受用的一个词是“态度”，不管受多大委屈，如果你的情商很高，带着爱、带着温暖走到他的身边，人家立即眼泪一抹，“放心，我自力更生。”啥委屈都扔一边了。

就好像公共汽车上你踩了人家一脚，尽管很轻，但如果你没有任何道歉的意思，俩人可能打起来。但也有可能你踩得很重，但态度特别好，道歉很真诚，别人再疼也就忍了。情商高低会导致不同的社会情绪氛围。

作为政府新闻发言人，一定要把情商当成重中之重。相当多的政策在发布的时候，需要一种“无情政策的有情解读”。会解读的人，更容易得到社会的理解支持；不会解读的人，就容易引发负面情绪甚至对立、不接受。

比如，教育部曾出台一项新规—所有民办教师都要取得上岗证才能从业，无证执教将成为历史—这其实是进步。但是面对几十万名民办教师，新闻发言人措辞很严厉，“坚决清退民办教师、严格执行持证上岗”等。

当天晚上，我在节目中评论这件事，标题就叫“坚硬的政策”。我说，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有过百万人次的民办教师，经年累月，以几十块钱的低收入，支撑着共和国教育所不能到达的深山老林，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得到教育的惠泽。此时此刻，感谢他们都来不及呢，怎能一声“清退”，如此无情？当然，社会在不断进步，共和国越来越有能力，让更多更高水平的教师到偏远山区去，弥补教育上的欠账。但我们仍要感谢民办教师为中国教育做出的贡献和努力，与此同时，也拜托社会各界帮助今天的民办教师，去补课，去进修，争取让他们能够拥有上岗证。如果实在有困难，也希望他们的未来能得到合理安排。

我说得对还是教育部发言人说得对？同样一项政策，他刚解读完，西北就有民办教师上街了；听我说完，人家流着泪，再大的委屈也忍了。这样的事少吗？一点都不少。当然，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听到我的话，也认真思考。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我一直尊敬他。

再以北京的APEC假期为例。放假前后，市委市政府都给全体市民写了态度诚恳的公开信。限行让人不高兴，放假就让人很开心。因为天气预报有雾霾，河北、山东也不得不限行，但是河北又不放假，肯定抵触情绪比较大。当地也出台了一项“情商政策”—公交车全部免费。

请注意，这时的公交免费，不是政策行为，是情商行为，是应对负面情绪及时的疏导和抚慰。虽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能够缓解相当一部分。这和平时的人际交往是同样的道理。

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

接下来，我们说“口号太多，故事太少”。

一个好消息是，“故事”这个词在去年，终于进入了意识形态主管者的视野—被写进了总书记的讲话中。因此今年的记者节晚会不叫晚会，没有歌舞升平，主题是“好记者讲好故事”。

过去在中国人的概念中，讲故事就是虚构，是添油加醋，因此做新闻怎么能讲故事呢？但是大家都忘了，讲故事其实是一种方法，让听众更容易接受的传播方式。陈世美、秦桧、岳飞……千百年来，那些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信仰，不都藏在一个又一个故事里，一代代地流传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