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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范德普尔牧师不想见我。“找我的记者太多了，”他告诉我，“我拨不出时间给你，斯卡德先生。我对我的会众负有重任。空闲的时间，我得专心祷告和静思。”

我知道这种感觉。我解释说我不是记者，我说我是受雇于凯尔·汉尼福德，受害者的父亲。

“原来如此。”他说。

“我不会占用你多少时间的，范德普尔牧师。汉尼福德先生痛失爱女，就跟你痛失爱子一样。事实上，他可以说是在他女儿遇害前就失去她了。现在他想再多了解她一点。”

“我恐怕没办法提供什么资料。”

“他告诉我他想亲自见你，牧师。”

沉寂良久。有一会儿，我还以为电话坏了。然后他说：“你的要求我很难拒绝。今天整个下午我恐怕都得处理会堂事务，也许晚上？”

“没问题。”

“你有教堂的地址吧？牧师会馆就在隔壁。我会等你，呃……八点行吗？”

我说八点可以。我又翻出一枚一角硬币，查了个号码拨过去，这回跟我讲话的人提起理查德·范德普尔可就健谈多了。事实上，这通电话似乎让他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他还要我马上过去。

他名叫乔治·托帕金，跟他弟弟合开了托氏兄弟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在麦迪逊大道，四十几街附近。墙上裱框的毕业证书，证实他是二十二年前从市立大学毕业后，进福德汉姆大学法学院继续攻读。

他矮小清秀，肤色黝黑。他让我坐在一张红色的大皮椅上，问我要不要咖啡。我说好。他按一下对讲机，要他秘书给我们一人一杯咖啡。他告诉我，他和他弟弟什么案子都做，但重点放在房产。他接的刑事案件（除了帮老顾客做的一些小事情外）都是法庭指派下来的。而这些大部分也是小案子：抢皮包、轻度攻击、私藏毒品——直到法庭指派他担任理查德·范德普尔的辩护律师。

“我原本以为会被解聘，”他说，“他父亲是牧师，想来他应该会找个刑事律师取代我。但结果我还是见到了范德普尔。”

“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星期五快傍晚的时候。”他用食指搔搔鼻翼，“本来还可以更早去的，我想。”

“但你没有。”

“没有。我一直在拖。”他两眼平视着我。“我本以为会被换掉，”他说，“如果接手的人马上要来，我想我应该可以省掉见他的那一面。不过倒也不是因为不想浪费时间。”

“怎么说？”

“我不想看那婊子养的。”

他从书桌后站起来，走向窗口。他拨弄着百叶窗上的白绳，拉了几英寸上去又放下来。我耐心等着。他叹口气，然后转头面对着我。

“那家伙是个冷血杀手，二十几刀活活把个女孩割死。我不想看到他，这点你会觉得难以理解吗？”

“一点也不会。”

“不过我有点愧疚。我是律师，照说为人出面是不该设想他到底有没有犯罪。我应该全力以赴，为他做出最佳辩护。至少绝不该在还没跟自己的客户谈话以前，就假设他是凶手。”他回到书桌边，再度坐下，“但我做不到。警察在犯罪现场逮到他。如果这案子带到法庭上辩，我也许可以找出什么漏洞向他们挑战，但当时我心里其实已经审过那个杂种，而且判他有罪。再加上我认定了这案子会转给别人，我自然就想尽办法避免见到范德普尔。”

“但你那个星期五下午终究还是去了。”

“嗯。他关在纽约市立监狱的囚室。”

“那你是在他牢房里见到他的。”

“嗯。我没怎么注意周遭环境。搞半天他们终于拆掉女囚狱了。好多年前我和我太太住在格林威治村时，我常常都会经过那栋建筑。好可怕的地方。”

“我晓得。”

“真希望他们也能拆掉男囚狱。”他又抓抓鼻翼，“我想我是看到了那可怜虫上吊用的蒸汽管，还有他拿来绑脖子的床单。我们谈话时他就坐在床上，他让我坐椅子。”

“你跟他在一起待了多久？”

“我想应该有半个多小时，但感觉好像久多了。”

“他开口了吗？”

“起先没有。他神游天外，我试着要引他话头，可是徒劳无功。他的眼神看来好像是在跟自己进行一场无言的激辩。我想引他开口，一边开始寻思如果有机会帮他辩护的话，我要采取什么策略。这是纯粹假设性的头脑演练而已，你知道，我没预期真会有机会跟他上庭。总之我大致决定了，要以精神失常的理由为他脱罪。”

“大家好像都认为他是疯了。”

“这跟法律认定的疯狂还是有差别。结果会变成专家大作战——你请一排证人，检方也请一排。反正啊，我当时就那么不断地跟他讲话，好引他开个口，没想到他倏地扭头看我，像是在纳闷我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就好似他一直不知道我原本就在房里。他问我我是谁，于是我又把原先讲过的话再讲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