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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卡利什办公室的墙上有座老式的钟摆挂钟，是以前火车站挂的那种。他不断瞟眼看它，跟他的腕表对时。起先我以为他是想暗示我什么，其后我才悟到这只是他的习惯。早年一定有人告诫过他，他的时间宝贵。他从没忘记这句话，但又没法勉强自己完全接受。

他是鲍登房产经纪公司的合伙人之一。我十点过几分抵达他们公司设在熨斗大厦①的办公室。我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卡利什才拨了个空给我。现在他桌上已经堆满文件和账本。他连声道歉，说他实在帮不了什么忙。

“我们把公寓直接租给汉尼福德小姐，”他说，“她很可能打一开始就有室友。就算有，我们也不知道。她是我们留档的房客，可以自由找人同住，不论男女。我们不用知道，也无不关心。”

“安东内利小姐搬进去当管理员时，温迪有个女室友。我想找她。”

“我无从得知她的身份，或者她搬进、搬出的时间。只要汉尼福德小姐每月一号按时缴交房租，只要她没干扰到别人，我们没有理由过问她的事情。”他搔搔头，“如果真住过那个女人，结果又搬走了的话，邮局不是会留下她的转寄地址吗？”

“我总得知道她名字，才能问到地址。”

“噢，当然。”他的眼睛瞟回钟上，然后回到他表上，然后又回到我身上，“我父亲刚踏进这行的时候，一切都跟现在很不一样。他做生意讲究人情。他原本是铅管工人，存了钱买房产，买下一栋栋楼房。所有修理工作都自己来，一栋楼赚得的利润又全数拿来再买一栋。而且他跟房客都熟。他亲自上门收房租，每个月一号，有些大楼是一个星期一次。有些房客如果赶上青黄不接，他会宽容几个月不收。有些人才迟五天，就会给他撵上街的。他说干这行得要懂得看人。”

“了不起。”

“可不是吗？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当然。在佛罗里达住了五六年。果树自己种自己摘，而且每年还缴会费给铅管工会。”他两手交握，“现在这行可大不一样了。我们已经卖掉他当初买的大部分大楼。产权现在是头痛问题，帮别人管理房产要轻松多了。汉尼福德小姐住的大楼，贝休恩街194号，屋主是芝加哥郊区一个家庭主妇，那是她叔叔留给她的遗产。她连看都没看过，只是每年由我们寄四次支票给她。”

我说：“汉尼福德小姐是模范房客吧？”

“她从没做过什么叫我们伤脑筋的事。报纸说她是妓女，有可能，我想。其他房客都没抱怨过就是了。”

“你没见过她？”

“没有。”

“她房租都按时缴？”

“偶尔晚一个星期，跟大家一样。不会再晚。”

“她付支票？”

“对。”

“租约她是什么时候签的？”

“我租约搞哪儿去了？噢，在这儿。我瞧瞧，嗯，1970年，10月23日。标准的两年租约，自动续租。”

“月租四百？”

“现在是三百八十五，当初又更便宜，之后涨了几次都很合理。她签约时是三百四十二块五。”

“你不会租给没有明显经济来源的人吧？”

“当然不会。”

“那她一定说了她是上班族，她应该有推荐信放你们这儿。”

“早该想到这个。”他说。他翻翻找找，终于捧出她填的申请表。我看看表格，她自称是工业系统设计师，年薪一万七，雇主是科特雷尔公司。上头写了电话号码，我把它抄下来。

我问他推荐信有没有查对过。

“应该有，”卡利什说，“不过也只是形式而已，要捏造其实很简单，她只需要接电话的人证实她的说法就好了。我们依惯例会打去查问，不过有时候我真怀疑到底有没有必要。”

“所以当初你们的确有人打过这个号码，对方也有人接，而且还帮她撒谎。”

“显然如此。”

我谢谢他抽空见我。我在楼下大厅的公共电话投下一角硬币，拨了温迪留下的号码。有个录音的声音告诉我，我拨的是空号。

我把一角再投回去，打到卡莱尔饭店。我要前台转接凯尔·汉尼福德的房间。铃响到第二下时，有个女人接了电话，我报上名字，告诉她我要找汉尼福德先生。他问我有没有进展。

“不知道，”我说，“温迪寄的明信片你们还留着吗？”

“可能还在。很重要吗？”

“可以帮我把时间先后次序弄清楚。她的租约是三年前的十月签的。你说过她是春天退的学。”

“我记得是三月。”

“第一张明信片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退学后两三个月之内，我记得。我问问我太太。”他一会儿之后回来，“我太太说第一张卡片是六月到的，但我记得是五月底。第二张，佛罗里达那张，是隔几个月以后收到的。抱歉我没办法讲得更明确。我太太说她大概还记得把卡片收在哪儿。我们明天早上回尤蒂卡。我猜你是想知道，温迪租那公寓，是在她去佛罗里达之前还是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