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纯真博物馆（第3/3页）

我没在伊斯坦布尔待很久。在去马斯拉克路的后面，在切廷的引导下，我找到了雪佛兰修理商谢夫凯特师傅的修理厂。当我在修理厂后面的一块空地上，在一棵无花果树下看到我们的1956式雪佛兰时，瞬间因为百感交集我感到了一阵晕眩。后备厢的盖子是开着的，几只从旁边鸡笼里跑出来的母鸡正在生锈的车骸里转悠，四周有很多孩子在玩耍。据谢夫凯特师傅说，车上的一些部件还保留在原处，但没在车祸中受损的几个部件，比如油箱盖、变速箱和后座车窗的摇柄被拆下来，装到别的雪佛兰出租车上了。我把头伸进驾驶舱，在指针、按钮和方向盘曾经牢牢待着的地方，我闻到了被阳光微微晒热的座椅套上的味道，瞬间我被击垮了。带着一种本能，我抚摸了一下和我的童年一样陈旧的方向盘。被压缩在物件里面的浓重回忆让我眩晕和疲惫。

“凯末尔先生，您怎么了，要不您在这里稍微坐一会儿。”切廷善解人意地说，“孩子们，能拿一杯水过来吗？”

芙颂去后，我差点第一次当着别人的面落泪。我立刻控制住了自己。一个浑身上下像煤炭工那样漆黑、满身油污，但两只手干干净净的小帮工，用一个上面写着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的托盘（这是我因为习惯写的，参观者在纯真博物馆里别去找）为我们端来了热茶。我们喝着茶，稍微讨了一点价，我重新买回了父亲的车。

切廷问道：“凯末尔先生，现在我们把它放到哪里去啊？”

我说：“我要永远和这辆车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我是笑着说出这句话的，但切廷明白了我这个愿望的真诚，他没像别人那样说“但是，凯末尔先生，人不能和死去的人一起死。”如果他这么说，我就会告诉他，纯真博物馆就是为了和一个逝者一起生活而建造的。我准备好的这个回答留在了心里，因此我骄傲地说了另外一句完全不同的话。

“迈哈迈特公寓楼里还有很多东西，我要把它们集中到同一个屋檐下，和它们一起生活。”

有很多我的博物馆英雄，就像古斯塔夫·莫罗那样，在他们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他们把和里面的收藏一起生活的家，变成了死后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我喜欢他们建的那些博物馆。为了去参观我喜欢的上百个以及我从未参观过、对它们充满好奇的上千个博物馆，我继续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