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纯真博物馆

我没对母亲说“我去巴黎不是为了生意”。因为如果她问我为什么要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自己也不想知道为什么要去。去机场时，我相信这次旅行，是一种和我忽略了芙颂的耳坠以及我的赎罪有关的执迷。

但一上飞机，我明白自己既是为了遗忘，也是为了幻想上路的。因为伊斯坦布尔的每个角落都和让我想起她的标记融合在一起。当飞机还在空中时，我就发现，离开伊斯坦布尔，我能够更加深刻、全面地想芙颂和我的故事。在伊斯坦布尔时，我会在自己的痴迷里看见她，而在飞机上时，我则旁观我的痴迷和芙颂。

当我在博物馆里漫不经心地转悠时，我也感到了同样深刻的理解和安慰。我说的不是像卢浮宫和波堡那样拥挤和宏伟的地方，而是那些在巴黎时常出现在我面前、几乎无人问津的小博物馆。比如，一个歌迷建造的、预约后我才能进入的依蒂斯·皮耶夫博物馆（我看见了各种梳子和玩具狗），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整天的警察博物馆，或是绘画和物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挨着摆放在一起的雅克马尔·安德烈博物馆（我看见了空椅子、吊灯和令人恐惧的空空的场所）。当我去那些地方，独自一人在展厅里转悠时，我会感觉自己的状态很好。在最里面的一个展厅里，我会摆脱那些跟着我的博物馆门卫的目光，当外面传来大城市的喧嚣，马路和建筑工地上的噪音时，我会感到城市和人群就在身边，但却在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里。我会明白，因为这种新世界的奇异和时间之外的氛围，我的痛苦减轻了，我因此得到了安慰。

有时带着这种安慰，我会觉得，我也能够把自己的收藏集中在一个故事框架里来讲述。我会幸福地想到，我能够用芙颂的遗物和我的故事，把包括母亲和哥哥在内的所有人认为我虚度的人生，展示在一个对所有人来说可以引为鉴戒的博物馆里来讲述。

因为知道他是一个伊斯坦布尔的黎凡特人，我去了卡蒙多·尼西博物馆，博物馆提醒我，自己也能够骄傲地展出凯斯金他们家的盘子、刀叉，或是我在这七年时间里收藏的盐瓶，这将让我获得解脱。在邮政博物馆时，我觉得我可以展示芙颂写给我和我写给芙颂的信件。在小失物博物馆时，我又觉得，其实我可以展示自己积攒的和能够让我想起芙颂的所有东西，比如塔勒克先生的假牙、空药盒、各种发票。在我坐了一小时出租车去的巴黎城外的莫里斯·拉威尔博物馆里，我看见了著名作曲家的牙刷、咖啡杯、小摆设、洋娃娃、玩具、瞬间让我想起柠檬的铁鸟笼和里面的一只会唱歌的铁鹦鹉。看见它们差点让我潸然泪下。当我在巴黎参观这些博物馆时，我不会因为迈哈迈特公寓楼里的那些藏品而害羞。我慢慢地从一个对自己积攒的物件感到害羞的收集者变成了一个自豪的收藏家。

我不会带着这些概念去思考灵魂里的这些变化，只是，当我走进博物馆时我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我会幻想自己也能够通过物件来讲述我的故事。一天晚上，当我在北方酒店的酒吧里，一边自斟自饮，一边看着周围的外国人时，就像每个出国（受过一点教育、有一点钱的）的土耳其人那样，我发现自己在幻想这些欧洲人是怎么，能够怎么看我、看我们的。

随后，我又想到，自己如何能够把对芙颂的情感告诉一个不知道伊斯坦布尔、尼相塔什和楚库尔主麻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在遥远国度生活了很多年的人：仿佛我在新西兰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在观察他们劳作、休息、娱乐（和看电视时的谈话）的习惯和风俗时，我爱上了一个女孩。我的观察和我经历的爱情交织在了一起。

现在，就像一个人类学家那样，只有展出我收集的那些物件，锅碗瓢盆、装饰摆设、衣服、图画，我才能给自己度过的岁月赋予一种意义。

普鲁斯特喜欢并谈到过这个画家，因此我在巴黎的最后几天去了古斯塔夫·莫罗博物馆。我去那里既是为了芙颂的那些画，也是为了打发时间。我无法喜欢莫罗的那些古典风格、矫揉造作的历史画，但我喜欢他的博物馆。画家莫罗，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把他度过了人生大部分时间的家，变成了一个死后将展出上千幅绘画的博物馆。他把自己两层楼的画室和旁边的家变成了博物馆。当家成为博物馆时，它就变成了一个充满回忆的家，一个“感性”的博物馆，里面的每个物件都会因为富有含义而熠熠生辉。当我踩着嘎吱作响的地板，走在空无一人、所有门卫都在打瞌睡的博物馆的展厅里时，我沉浸在一种几乎能够被我称之为宗教的情感里。（在随后的二十年里，我又去这个博物馆参观了七次，每次我都感到了同样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