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 车祸之后

随后过去的二十多年，我想简短地说一下来结束我的故事。开车时为了能够轻松地和芙颂讲话我摇下了车窗，在车撞向枫树前一刹那，我本能地把胳膊伸出了窗外，这让我逃过了一死。因为猛烈的撞击，我的脑子里有轻微出血，脑组织受损，我昏死了过去。一辆救护车把我送到了伊斯坦布尔的恰帕医学院附属医院，他们为我安上了呼吸机。

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我什么也不能说地躺了一个月。我想不起任何单词，世界冻结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嘴里插着管子躺在床上时，贝玲和母亲哭着来看了我。甚至连奥斯曼也满怀怜惜，只是他的脸上依然还不时出现一种“难道我没说过吗”的表情。

我的那些像扎伊姆、塔伊丰、麦赫麦特那样的朋友，也和奥斯曼一样，用一些责怪、一些忧伤的表情审视我，那是因为交警的报告里显示，车祸的原因是司机醉酒驾驶（狗的因素没被发现），外加报纸上那些添油加醋的报道。萨特沙特的员工们对我依然是满怀敬意的，甚至是伤感的。

六个星期后，他们给我做了行走治疗。重新学习走路，是一种像重新开始生活那样的情感。在这新的人生里，我总是在想芙颂。但想芙颂，已不是一件和未来，像从前那样和我心里的欲望有关的事情，芙颂已慢慢变成了一种和过去以及回忆有关的幻想。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因为为她忍受痛苦，不再意味着想得到她，而是意味着可怜我自己。我也是在思考和回忆，在失去的痛苦和失去的意义之间的这些点上，萌生了建博物馆的想法。

希望得到一些安慰，于是我读了普鲁斯特和蒙田等作家的书籍。当我和母亲看着金色水壶面对面坐着吃晚饭时，我总是若有所思地看电视。在母亲看来，芙颂的死和父亲的死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俩都失去了所爱的人，因此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板起脸，惩罚别人。更何况这两起死亡的背后都有酒，都有对内心郁闷的宣泄。母亲不喜欢这第二个解释，而我却想把一切都说出来。

这个想法，是在出院后的头几个月里，当我去迈哈迈特公寓楼，坐在我和芙颂曾经做爱的床上，抽着烟看着面前的物件时，在我心里萌动起来的。我感觉，如果能够把我的故事讲出来，我就能够减轻自己的痛苦。为此我必须推出我的藏品。

我很希望和扎伊姆好好谈谈。但在1985年1月，我从私生子·希尔米那里得知，扎伊姆和茜贝尔过得很幸福，他们即将要有一个孩子。私生子·希尔米还告诉我，努尔吉汗和茜贝尔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闹翻了。因为我看重自己的故事，我在所有人的眼神里看到了这点，我不愿意让别人把我看做一个脆弱的人，因此我不去福阿耶、加拉齐的常客们去的那些新饭店和俱乐部。在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的新开的夏穆丹饭店里，为了让自己显得高兴，我表现得很夸张，我哈哈大笑，穷开玩笑，还和从佩鲁尔酒吧过去的老招待塔亚尔逗乐，而这些行为导致了类似“终摆脱了那个女孩”的传闻四起。

有一天，我在尼相塔什的拐角碰到了麦赫麦特，我们约好在海峡吃一顿“男人对男人”的晚饭。海峡边上的酒馆不再是什么考究的地方，而已经变成了每晚都能去的地方。麦赫麦特察觉到我的好奇，先跟我说了那些老朋友的事情。他说，他和努尔吉汗还有塔伊丰夫妇冬天一起去乌鲁达山；借了美元债务的法鲁克（我和芙颂在萨勒耶尔沙滩上碰到的法鲁克）通货膨胀后破产了，但他又从银行借来钱推迟了破产；尽管他和扎伊姆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但因为努尔吉汗和茜贝尔闹翻了，所以也就见不到他们了。他告诉我说，茜贝尔觉得努尔吉汗过分传统，因为努尔吉汗去夜总会听像穆泽燕·塞纳尔那样的土耳其歌唱家唱歌，把斋（我笑着问道“努尔吉汗把斋吗？”）而讥讽她。我立刻觉出，这不是造成两位老朋友关系破裂的真正原因。麦赫麦特认定，我想回归原来的世界，他想把我拉到自己的身边，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芙颂死后六个月，我确定自己不可能再走回那个世界了。

喝了一点酒后，麦赫麦特坦言，尽管他很爱、很尊重（现在，这第二种情感变得更重要了）努尔吉汗，但生了孩子后，他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觉得努尔吉汗迷人了。他们因爱而结婚，可有了孩子后不久，一切就都变回了原来的样子。麦赫麦特说，有时他独自去那些新的娱乐场所，有时把孩子放到奶奶那里，然后和努尔吉汗一起出去。为了让我高兴，麦赫麦特决定带我去看看有钱人、广告人去的那些新饭店、俱乐部和酒吧，他把我带去了城里的那些新街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