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纯真博物馆（第2/3页）

回到伊斯坦布尔后，我立刻去找了内希贝姑妈。我简短地跟她讲了去巴黎和参观博物馆的事情。坐下吃晚饭后不久，我立刻跟她说了脑子里的想法。

我轻松地对她说，就像一个久病的人笑对已经能够摆脱的老毛病那样带着微笑：“内希贝姑妈，你们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从这个家里拿走东西。现在我要拿走这个家，整栋楼。”

“怎么拿？”

“请您把整个这个家、这栋楼带着所有家具卖给我。”

“那我怎么办？”

我们半玩笑、半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说了一些动听的话，类似“为了纪念芙颂，我要在这个家里做一些事情”。我也谈到了内希贝姑妈独自一人在这个家里不会幸福的话题。我还说如果愿意，内希贝姑妈可以永远不离开这个家。内希贝姑妈听到“独自一人”后哭了一会儿。我告诉她，我在尼相塔什，在他们原来住的库于鲁·鲍斯坦街上为她找到了一套很好的单元房。

“在哪栋楼里？”她问。

一个月后，我在库于鲁·鲍斯坦街上最好的地方，在他们以前住的那套房子的前面一点（就在那个曾经对芙颂动手动脚的卑鄙·大叔杂货铺的正对面），为内希贝姑妈买下了一套大房子。内希贝姑妈则把楚库尔主麻的房子，连同一层和房子里面的所有家具给了我。那个为芙颂打离婚官司的律师朋友建议我去为家具做一个公证，我照办了。

内希贝姑妈一点也不着急搬去尼相塔什的新房子。在我的资助下，她像一个慢慢准备嫁妆的年轻姑娘那样为新家买家具，装电灯，但每次见我她都会笑着说，她永远无法离开楚库尔主麻的家。

她总是说：“凯末尔，我的儿子，我放不下这个家、我的回忆，我们怎么办？”

我就对她说：“那么，内希贝姑妈，我们就把这个家变成一个展示我们回忆的地方。”

因为我出去的时间越来越长，因此我也更少见到她了。我不断去旅行，是因为我还不完全清楚该如何处理那个家、家具和芙颂的所有那些我甚至不忍心看的东西。

我对巴黎的第一次拜访，为我以后的旅行提供了经验。每到一个新城市，我都会先去一个早在伊斯坦布尔订好，靠近市中心、老的但舒适的酒店住下，随后我会根据事先从书籍、旅游指南上掌握的信息，像一个认真完成作业的好学生那样，不慌不忙、一个不落地去逛遍城市里的每一个重要博物馆。我去跳蚤市场、卖各种小玩意和摆设的小店、古玩店转悠，买下和我在凯斯金家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盐瓶、烟缸、开瓶器，或是一样我喜欢的东西。无论是在里约热内卢，还是在汉堡、巴库、东京，或是里斯本，无论我在哪里，到了晚饭的钟点，我都会去偏远的街区、后街走很长时间，我希望能够透过开着的窗户，看到房子的里面，看见那些坐在电视机前吃饭的家庭。就像在芙颂他们家那样，我希望能够看见在厨房里做饭的母亲、孩子、父亲、年轻的已婚女人和让人失望的丈夫，甚至是爱上这家女孩的远房富亲戚。

早上，我会踏踏实实地在酒店里吃早饭，然后在那些小博物馆开门之前，在街上、咖啡馆里打发时间，给母亲和内希贝姑妈各寄一张明信片，从当地的报纸上搞清楚世界各地及伊斯坦布尔发生的事情，一到11点，我就会拿着笔记本，带着乐观的情绪开始参观博物馆。

在一个阴冷的下雨天，我去了赫尔辛基城市博物馆，在那里我发现了在塔勒克先生的抽屉里看见的旧药瓶。我在里昂附近的卡泽勒小镇，参观了一个由一家旧的帽子工厂改造而成的博物馆。当我走在散发着霉味的博物馆里时（里面只有我一个参观者），我看见了一些和母亲、父亲的那些一模一样的帽子。在斯图加特的符腾堡州博物馆，当我看见里面的纸牌、戒指、项链、国际象棋、油画时，我带着灵感想到，凯斯金家的物件和我对芙颂的爱情也值得这样炫耀地展示。在法国南部，被誉为“世界香水之都”的格拉斯，我在香水博物馆里回忆着芙颂的气味度过了一整天。在慕尼黑的旧比纳克老绘画馆里，我看见了伦勃朗的《先知易卜拉欣的献牲》，这幅画让我想起，这个故事的精髓在于不求任何回报地献出一样我们极为珍贵的东西，我还想起很多年前我给芙颂讲这个故事时的情景。在巴黎的浪漫人生博物馆里，我盯着乔治·桑的打火机、珠宝、耳坠和钉在一张纸上的一缕头发看了很久，我会不寒而栗。在讲述哥德堡城故事的历史博物馆里，我耐心地坐在了东印度公司运去的瓷器和盘子前面。1987年3月，在奥斯陆土耳其使馆工作的一个同学的建议下，我去了布列维克城市博物馆，可博物馆那天不开门，为了能够看见里面有着三百年历史的邮局、摄影棚和老药店，我回奥斯陆过了一夜，第二天又去了一次。在特里埃斯特，前身是一座监狱的海洋博物馆，在许多其他博物馆之前，提醒我也可以把一个汇聚了芙颂的许多回忆的海峡轮船模型（比如，卡兰黛尔）和我收集的其他东西一起展出。为了去洪都拉斯，我为签证的事忙了很久。在洪都拉斯，加勒比海沿岸城市拉塞瓦的蝴蝶——昆虫博物馆，当我走在那些穿着短裤的游客中间时，我想到，可以像一个真的蝴蝶收藏那样展示多年来我送给芙颂的那些首饰，甚至我还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展示凯斯金家里的蚊子、苍蝇、马蝇和别的昆虫。在中国杭州的中医博物馆里，我感觉自己好像看到了塔勒克先生的那些药盒。在巴黎新开放的烟草博物馆里，我骄傲地发现，那里的馆藏远远赶不上我八年来的收藏。我记得，在艾克斯普罗旺斯的一个美好春日的上午，我在明亮的保罗·塞尚的画室博物馆里，带着一种无限的幸福和仰慕，参观了里面的画架、锅碗瓢盆、家具和一切。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在整洁的罗克斯之家博物馆，我再次明白，过去像灵魂那样附着在了物件的里面，在那些安静的小博物馆里，我找到了把我和生活维系在一起的一种美好、一种安慰。然而，为了能够接受和喜欢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我自己的那些收藏，甚至能够骄傲地展示给别人看，难道我需要去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博物馆，去看这个著名医生的旧物收藏吗？在这次旅行途中，每次到伦敦我都要去参观伦敦城市博物馆里的老理发店，难道是因为对在伊斯坦布尔的理发师巴斯里和杰瓦特的思念吗？为了看到著名护士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有关伊斯坦布尔的一幅画、一个物件，我去了建在伦敦一家医院里面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博物馆，在那里我没看见任何一件让我想起伊斯坦布尔的东西，却看到了一个芙颂也有的发夹。在法国的贝藏松市，在位于一个老皇宫里的时间博物馆里，我在钟表之间，倾听着博物馆里的静谧，想了一些关于博物馆和时间的事情。在荷兰哈莱姆市里的特勒尔博物馆，当我边走边看那些放在木框大橱窗里的矿石、化石、奖牌、钱币、旧工具时，在博物馆的寂静中，刹那间我以为自己能够一下说出那种给我的人生赋予意义并给予我一种深切安慰的东西了，但就像爱情一样，一开始我无法表达把我和这些场所维系在一起的东西。在马德拉斯的圣乔治堡博物馆，那曾经是英国人在印度的第一个城堡，当我在一种闷热和极其潮湿的空气中，徜徉在信件、油画、钱币和日常生活用品中间时，我也感到了同样的幸福。在维罗纳的卡斯特罗古堡博物馆，当我徜徉其中，看到建筑师卡洛·斯卡帕在那些雕塑上留下的丝绸般的光泽时，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博物馆给予我的幸福不仅来自于馆内的收藏，还可能来自于绘画作品、物件摆放上的平衡。但在柏林的马丁·格鲁皮乌斯大楼里的东西博物馆，那些曾经被重视，随后又流离失所的东西让我知道，与之完全相反的一种情况也可能是正确的，那就是，可以用智慧和幽默来收集任何东西，我们应该收集我们喜欢的所有东西以及和我们所爱之人有关的所有东西，即使我们没有一座博物馆，但藏品上的诗意就将是这些物件的家。在佛罗伦萨的乌菲兹博物馆，我看见了卡拉瓦乔的《被献牲的伊斯玛义》，这幅画首先让我潸然泪下，因为我没能和芙颂一起看到这幅画，随后它让我明白，能够从先知易卜拉欣的献牲故事里得到的启示，就是可以用另外一样东西来代替我们所爱的人，这也正是我对自己多年收藏的芙颂的物件如此依恋的原因。每次去伦敦，我都会对约翰·索恩爵士之家博物馆里的杂乱和拥挤感到惊讶，对其中的绘画展示方式感到钦佩。我会独自一人坐上好几个小时倾听着城市的喧嚣，我会因为想到有一天自己也将这样展示芙颂的物件，那时我亲爱的情人将在天使层上向我微笑而幸福。但还是巴塞罗那的弗雷德里克·马雷斯博物馆，这个顶层上展示了发夹、耳坠、纸牌、钥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针、项链、坤包、手镯的感人博物馆，教会了我如何去处理芙颂的那些遗物。在我那流连了五个多月，参观了273家博物馆的第一次美洲之旅中，在曼哈顿的手套博物馆里，我又想起了那个充满情感的弗雷德里克·马雷斯博物馆。在洛杉矶的侏罗纪时期博物馆，我想起了在一些特殊博物馆里感到的那种不寒而栗的情感，那就是当整个人类生活在另外一段时光里时，我却滞留在了另外一个地方。在北卡罗来纳州史密斯菲尔德城里的艾娃·加德纳博物馆里，我偷了一张著名影星为一套瓷餐具作广告的展览海报。当我在博物馆里看见小艾娃学生时代的照片，她的晚礼服、手套和靴子时，我是那么悲痛地思念芙颂，以至于我想立刻结束旅行回到伊斯坦布尔。在那什维尔附近，为了能够看见那些天刚开放，但随后又关闭了的饮料盒和广告博物馆里的汽水和啤酒罐，我花费了两天时间，随后我又动起了回家的念头，但我还是继续走下去了。五个星期后，在后来关闭的另外一个博物馆，佛罗里达州圣奥斯汀的美国历史上的悲剧博物馆，当我看见20世纪60年代的著名影星简·曼斯菲尔德因为车祸丧生其中的1966款别克车，看到车上的镀镍仪表盘和开始生锈的车骸时，最终我能够决定回伊斯坦布尔了。我明白，一个真正收藏家的家应该是他自己的博物馆。